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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问题的三点思考

房福贤

  一、学术研究的文学史与学科专业的文学史

  自1976年“文革”结束以来的30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立和大发展的30年。中国现当代文学不仅成为高等学校文科教学中最热门的专业之一,而且,也涌现出了大量的学术成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出版了多少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作,已很难具体统计,说是数以千计,恐不为过。这里不仅有站在整个20世纪文学的视野上进行历史描述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百年中国文学史》,也有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还有就某一阶段比如辛亥革命到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十七年时期的文学,“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等;不仅有不同体裁的小说史、散文史、诗歌史、戏剧史,也有流派史、思潮史、论争史、通俗文学史。甚至还出现了专门的《新文学编纂史》、《新文学史学》等著作。几乎所有的高等院校都有自编的或参与编写的教材。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巨大收获。尽管有些著作或教材有低水平重复之嫌,但这种学术的努力与热情还是可贵的。我们不可能一起步就是领先全国或世界水平的。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正是在众多的一般性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没有这些基础性的工作,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要想取得大的突破和进展是很难的。

  但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一些基本的问题却至今没有解决,那就是作为一门学科,它的研究对象、范畴、方法、体例、分期等等,仍然有着比较大的分歧。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以为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是学术的,二是学科的。作为学术研究的分期问题,我认为不应强求一致,应当允许并鼓励不同观点的出现。分歧越多,争论越激烈,观点越多样,个人色彩越浓,越有学术价值。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思想活跃的表现,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走向突破的必由之路。但是,作为学科专业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我认为却有走向统一的必要,至少,要在体系上保持基本一致。

  作为学科专业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基于高等学校文学课程的教学需要而设置的。在目前高等学校的教学要求越来越趋向于统一的时代,作为一门学科专业,更有统一的必要。而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概念,虽然目前在社会上被普遍使用,似乎已为大多数人所认可,但从学科的角度来说,是不够科学的。首先在概念上,中国现当代文学就存在着逻辑关系不清、内涵与外延不严密的问题。既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那么,作为学科专业,到底是一门还是两门?如果是一门学科,那么,它就应当在研究的对象、范畴、方法、体例上一致起来,成为完整的一门文学史,虽然出于某种研究的需要可以分为两段叙述,但不能是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简单的相加。正如古代文学可以有着很多的断代史,但却不能形成一门学科专业一样,任何断代文学,比如唐代文学或宋代文学,只能是古代文学学科中的一个专门领域或研究方向,作为学科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古代文学。因此,如果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一门学科,这种命名就不合适,不科学,是将三级学科升为二级学科。如果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两门学科,那么将它们放在一起,也不合适,是将二级学科降为三级学科。其次,即使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理由成立,从具体的教学上说,也存在着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因为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在内容上此消彼长而造成教学内容上的相互脱节的问题。现代文学30年已经固定,当代文学却越来越长,而新时期文学更有脱离当代文学而独立的趋势。因此,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统一起来,是非常必要的。

  其实,将中国现当代文学统一起来的呼声一直很高,大多数的现当代文学学者也赞成这一观点,而且在实际的文学史教学与写作中,也出现了统一起来的文学史研究著作和教学实践。比如《20世纪中国文学史》、《百年中国文学史》、将现当代合二为一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等。但是,作为国家权威机构的学位部门,并没有作出相应的调整或明确的规定。据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80年代中期讨论研究生专业设置时,“起初大家同意用‘现代文学’来代替‘中国现当代文学’。但等到目录正式公之于世时,还是叫‘中国现当代文学’。原因据说是搞当代文学的一批人不同意取消‘当代文学的概念’,说当代文学时间比现代文学还长,为什么要取消当代文学的提法,这不是现代文学吃掉当代文学了吗?”许志英:《给当代文学一个说法》,载《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在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网站最近发布的学科专业中,使用的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名称。但另一种说法是,80年代中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规定的专业内容中,是把中国现当代文学合而为一的,就称作“中国现代文学”王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讫时间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我在网上看到,1998年教育部公布国家级重点学科时,使用的也是中国现代文学,而到2002年则使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不知道当年规定的学科名称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还是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而调整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不管怎样,从高校教学的需要出发,从学科设置的科学性出发,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还是应当向统一的、更少歧义的“中国现代文学”归位。

  用中国现代文学来涵盖中国现当代文学,是科学的,也是符合人们对这一历史阶段文学的基本认识的。冯牧先生早在80年代初期就曾说过:“现代文学的‘现代’二字,主要还不是时间概念……除了时间概念,主要应当根据文学的思想性质来决定。”冯牧:《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工作并不后人》,载《文艺报》,1983年第8期。许志英先生也认为:“文学史研究中的‘古代’、‘现代’概念,从来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它包含着对两个不同时期的文学性质的认定。”许志英:《给当代文学一个说法》,载《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现代”也确实是一个有着多重意义的概念。首先,“现代”有时间上的意义,与“古代”相对,表明这是另一个时代的文学。自从晚清以来,中国在西方的武力威胁与经济压迫下,不得不开始从以传统农业文明为核心的乡土中国向以现代工业文明为核心的城市中国的转型。虽然在这个历史行进的过程中,也发生过许多前现代的野蛮残酷现象和明显的反科学、反民主的反现代倾向,但作为一种“反现代的现代性”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见《死火重温》,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这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哈贝马斯所谓的‘现代性方案’”郜元宝:《尚未完成的“现代”》,载《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它却无法从根本上否认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质。当然,从晚清到现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并没有完成,“仍然处在一个尚未完成的‘现代性计划’之中。”郜元宝:《尚未完成的“现代”》,载《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在一个长期的历史阶段里,中国都将为这一目标的实现而奋斗。既然中国正行走在现代转型的时代里,那么,这个时代的文学被称作“现代”文学,确是十分恰当的。

  其次,“现代”有新式的、时尚的意义,与“传统”相对,表明这是一种“新”文学。从新文学运动一开始,中国现代文学就表现出了与传统对立的“新”的姿态,“要求用现代人的语言表现现代人的思想感情。”王瑶:《关于现代文学史的起讫时间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后来,随着革命文学的兴起,传统的东西虽然再次被重视和强调,但也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中提出来的,并不是简单的“复旧”。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更是表现出了强烈的求新愿望,将中国文学推向了多元的景观。总之,中国现代文学无论是在审美主题上、审美形式上,还是审美主体上,都表现出了完全不同于中国古代文学的新面貌。因此,用“现代”来整合这一时代的文学,更符合文学发展的自身特点。

  再次,“现代”有外来的、“洋”的意义,与“民族”相对,表明这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学。中国是一个后发国家,这决定了中国的发展变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外来的经验和支持。中国现代文学也不例外,它从一开始就是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发展出来的。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主要发动者,几乎都是从国外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而中国现代文学在其发展的历史中,也从来没能完全中断过与外国文学、文化的密切联系。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如果没有向世界开放,也不会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尽管我们也曾经在文化上、文学上有过反对“洋八股”的运动,但事实上,中国现代文学成就最高的阶段如五四时期和新时期,都是“洋味很浓”的阶段。既然“现代”有“洋味”,更能说明中国现代文学的世界性,那么,使用现代文学的概念是合适的。

  相比较而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百年中国文学,虽然有着相对完整、阔大的视野,但作为概念本身,其时间的意义过于强烈,而且一旦确立之后,就很难向前或向后延伸,无形中形成了自我封闭的局面,对于一个具有开放性的学科来说,显然不太合适。而当代文学的概念显然无法包容现代的历史,而且随着时间的延伸,曾经的当代已经不再是当代,因此也无法成为一个学科的科学概念。至于新文学,当它正在兴起的时候是合适的,而今经过了许多年的发展,再称之为新文学,不免有些矫情的味道了。

  那么,作为学科的中国现代文学起讫时间如何确定呢?

  关于起讫时间问题,目前学术界还有争议,并不一致。总括起来,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上限主要有五种观点:1 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标志;2 以1917年《文学改良刍议》的出版为标志;3 以1915年《新青年》创刊为标志;4 以1898年“戊戌变法”为标志;5 以1894年甲午战争为标志;6 以鸦片战争为标志。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下限,主要有四种观点:1  1949年新中国成立;2 1976年“文革”结束;3 80年代末90年代初;4 直至当下。

  我认为,在一段时间内还不可能达到完全一致的情况下,以沿袭目前大多数人比较认同的观点较为稳妥,即以1917年《文学改良刍议》的发表为起点,不设下限。之所以提出不设下限,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还没有完全成熟起来,或者说,另一种全新的文学形式还没有建设起来,在现代文学与新兴的文学之间还没有出现明显的“断裂”,因此,至少在现时段里,应当是开放的,不应设定下限。许志英教授就认为:“现代文学就是一个可作延伸的概念,不仅现在的文学可叫做现代文学,就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之后的文学也可叫做现代文学。只要在未来的文学发展过程中从文学观念到文学形态没有出现像一九一七年那样与前代文学全面的深刻的‘断裂’,也就是说没有出现大的文学史分期的‘界碑’,现代文学就可以一直延伸下去。”许志英:《给当代文学一个说法》,载《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因为只有在这样一个动态的过程中,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才会不断出现新的学术增长点,产生新的活力。

  二、文学史应当重在写“史”

  文学史应当写“史”,这似乎是毫无疑义的。但重在写“史”,大概会有相当多的学者不会赞同。我认为,文学史应当首先是史,是对文学发生、发展、演变的流程的客观的或者比较客观的描述,而不仅仅是对文学进行的有目的性的筛选。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中,普遍存在着重文轻史的现象。一般的文学史写作,基本上是由两部分构成,作为史的勾勒的“概述”,和作为文本分析的作家作品论。而作家作品论相对占了比较大的部分。文学史主要成了“划分时期,厘定等级,分配荣誉,树立典范”王光明:《“锁定历史,还是开放历史”》,载《文艺研究》,2003年第1期。的文学选择活动,而这一选择活动又往往因为标准的不同而引起不同的争议。文学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如沈从文、张爱玲、林语堂等人,一些重要的作品,如1957年出现的“百花文学”,“文革”中的“文学”,甚至是80年代初期出现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就因为评价标准的不同而遭受了或选择、或淘汰的不同命运。因此,将对具体的文学作品与作家进行的评价剥离出来,更多地从文学自身运动的过程中把握历史的全貌,应当是文学史的主要任务。

  中国现代文学史应当重点写“史”,不仅仅是在传统的文学史基础上增加内容,而是改变以往的认识,从更广阔的文化视野里,在更广泛的联系中进行历史叙述。因此,文学史不能成为单纯的“文学”史,文学史还应当是“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变迁史。政治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无须赘言,经济变迁对文学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不能想象,当年有那么多的中小知识分子、作家走向延安,全是出于革命的热情与爱国主义精神,没有一点点经济上的原因。而建国后中国作家的集体失语,恐怕也与新经济政策有很大关系。至于说90年代以来文学的变化,更是社会政治、经济转型而带来的新气象。当然,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更是密不可分的。这些非文学因素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正是这些非文学因素的相互作用与影响,才导致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与繁荣。这是中国现代文学最显著的特点。或许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社会政治的关系太过密切而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纯正性,自80年代初以来,强调文学史的“文学性”的呼声越来越高,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治史学者的支持。但是,“文学性”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在“史”的意义上体现出来的,因此,只有建构起一个有着广泛联系的、复杂的、广阔的大文学史语境,才能够将那些复杂的、矛盾的、冲突的、悖论的、碎片式的文学现象比较客观、真实地描绘出来。事实上,这种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进行的专门研究已经不少,但是,这些非常好的成果,却还没有被普遍地引进到文学史的写作中。

  文学史的写作不仅要大语境化,还应当写出文学运动的独特性和复杂性。与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运动不同,文学的运动更具有精神性、思想性、内在性、个体性、分散性和偶然性的特点,因此,文学史的叙述应当注重从历史的边缘处、模糊处入手,寻找历史的潜流、主流与消失的复杂过程。

  中国现代文学作为有别于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其求新求变的现代精神。中国文化的传统是“祖宗之法不可改”。变制、改革,都是极其危险的。但是,在西方的大炮面前,变法维新却成了整个现代社会的共识。“戊戌变法”虽然在短短的三个多月之后即告失败,但变法维新的观念却已经深入人心。“自欧势窜入,政府窘迫,一蹶再蹶而后,相顾失措,四望彷徨之时,脑筋之影泡顿渴。此时正宜慎选出材料,改换出方略,以注射之,使出新知新识,焕然充发……”海天独啸子:《〈空中飞艇〉弁言》,转引自郭志刚:《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评价问题》,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中国现代文学,正是在自晚清以来就已经出现的维新求变的基本动力下面发生、发展起来的。纵观百年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曾经出现过三个相互关联的文学主潮,这就是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标志、以“人的解放”为核心的“新文学”,以1949年为标志、以社会主义精神为核心的“革命文学”,以及以1989年为标志,以走向世界为核心的“开放文学”。没有人怀疑,这三大文学现象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主潮,也没有人怀疑,这三大主潮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是,目前文学史写作中,多横向的现象描述,少纵向的关系分析,尤其是从“新孕于陈”、新陈相因、前后交叉重叠的原则中,对三大文学主潮进行的发生演变的跨代的、长时段的叙述还没有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共识。一方面,这是由于受到断代叙述的局限,不能充分展开历史过程;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对“新孕于陈”的历史结构不够重视,没有运用于文学史的写作中。历史运动的复杂性是人所共知的,但在其复杂现象的背后,却有一个共同性的特征,那就是任何新事物总是在一个旧事物中孕育出来的。这是一个与人类自身生存发展相类似的孕生结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就存在着这一种孕生的结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三大文学主潮不仅相互联系,而且有着血脉关系。五四“新文学”正是在晚清“旧文学”中孕育出来的。“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晚清人士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日益清醒的认识,直接启示了后来的新文化和新文学的蓬勃发展。”郜元宝:《尚未完成的现代》,载《复旦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不仅启示,也是直接的孕育。正如陈平原所说,“五四时期的许多问题,比如国民性批判,白话文运动,诗体解放,话剧的输入等,其实都是从戊戌之后开始的。”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载《读书》,1985年第10期。而五四时期的文化主将,比如胡适、陈独秀、周作人、鲁迅等等,正是在晚清后兴起的变革维新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因此,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见《学人》第10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是完全有道理的。同样,1949年以后繁荣起来的“革命文学”,也绝不仅仅是在共产党的革命运动中才诞生的。洪子诚认为:“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文学,是五四诞生和孕育的充满浪漫情怀的知识者所作出的选择,它与五四新文学的精神,应该说具有一种深层的延续性。”洪子诚:《关于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学》,载《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更确切地说,“革命文学”不仅是五四新文学精神的延续,更是由五四新文学孕育的、有着五四的血脉却又是与五四不同的新的主体。至于新时期的“开放文学”,也同样如此。“开放文学”作为“革命文学”的逆子,其异己的种子早在40年代“革命文学”正式走上历史舞台的同时就已经在延安这块革命的圣地种下了。50年代中期的“百花文学”和“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为八九十年代的“开放文学”提供了细弱但却不绝的精神血脉。而八九十年代“开放文学”的主力军,普遍是在五六十年代的“革命文化”的语境中成长起来的,韩少功、张抗抗等人是在“文革”中学会写作的。因此,没有“革命文学”,就没有八九十年代的“开放文学”。

  将“新孕于陈”的历史原则运用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叙述,可以将一些难以厘清的历史问题,在更为长远的时间段里进行表述,一些因为断代而被肢解的文学现象也可获得完整的阐释,因此,它也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注意并予以实践。杨义在80年代就曾提出过“模糊的、交叉的分期方法”,认为使用这一方法能够“避免对文学史的人为的外伤,如实、全面、内在地还文学史以本来面目。”李葆炎、王保生:《认真求实,共同探索——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史分期问题讨论会纪实》,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年第1期。董之林也提出“文学史写作的价值判断必须考虑新因于陈的历史发展逻辑。”董之林:《当代文学史史学观念学术研讨会综述》,载《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洪子诚在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就对当代文学的生成作了类似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式的历史考察。陈思和在其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教程》中对“潜在写作”的发掘,也是对文学历史重叠结构的新发现。但是,这些文学史写作多是在对叙述主体确定后的延伸叙述,而不是对“新孕于陈”的结构性把握,是王瑶先生在80年代中期提出的“一些复杂现象只能用追溯或补叙的方式来解决”王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讫时间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的写作方案的具体化。整体上将中国现代文学的“三大板块”置于“新孕于陈”的历史结构中进行文学史叙事,还在期待中。

  三、期待现代“文选”复出

  如果中国现代文学史重点写“史”,作家作品的讨论势必会削弱,而对作家作品的分析研究和知识传授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设置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必须完成的教学任务。作为补救的措施,应当在高校教学中重新请出“现代文选”课。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完善的重要措施。

  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高校文学教学中,大都有一门“文选”课,主要介绍和分析优秀的文学作品。但是,随着80年代高校教学的改革,这门课程在各高校中几乎都取消了。其实,这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是非常不利的。目前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在一门课程中,既要讲史,又要介绍作品,往往是史讲不全,文也讲不透。一门课程学下来,学生仍然是对历史的细节不了解,对具体的作家作品也无太多的感觉。

  国外的文学教学中,文学史的教学与作家作品的教学常常是分开的。文学史的教学往往是大文化的,比如霍顿和爱德华兹的《美国文学的思想背景》是美国大学中一本比较经典的文学史教程,对美国文学出现的背景分析非常广泛,十分宏观。而作为作家作品的教学,却又非常细致,深入于文学作品与作家极其宏观的领域。这无论是对于史的了解,还是对于具体的作品的解读,都很有帮助。在当今的中国高校,对于作品的细读,也开始出现。我曾经在网上看到北大一位老师对于诗歌的解读,就十分成功。海子一首短短的小诗,在语言的、结构的、技巧的、象征的等等不同角度的解读中,让人体会到了极为丰富的内涵,真正懂得了如何读诗的奥妙与技巧。吴炫先生新出了一本《新时期文学热点作品讲演录》,据介绍是他的讲课记录,虽然重在对某些作品局限性的批评,但文本分析非常具体深入,远比简单的文学史的介绍深入得多。

  当然,作品选读的“选”很重要。选什么样的作品,涉及一个标准问题。一旦涉及标准问题,那必然会出现分歧。我以为,对作品选择的标准应当更多地从“文学性”的角度去考虑。比如说,胡适的《尝试集》,在“史”的意义上是不可否认的,“没有它,就没有全部的中国现当代的新诗创作。所以我们必须把它写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王富仁:《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问题的几点思考》,载《文学评论》,2000年第5期。但作为一部诗歌作品,《尝试集》中的绝大多数作品并没有太大的思想艺术价值。因此,如果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代表,我们完全没有选讲的必要。同理,文学史上没有发生什么作用与意义的作家作品,只要在艺术上有着特别突出的成就,就完全可以进入选读的行列。

  作为一课课程,可以有着教学者个人的自由性,但更要有学科的统一性。因此,由一批专家组成的集体选择出一个较有代表性的选本,成为高校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读的教学基础,是可以试行的。

  在统一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框架内,建立起以文学史与文学作品选读为互补的课程体系,就是我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基本设想。

原载:《现代中国文学论坛》(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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