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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五四”的反传统:并不是什么都反

胡明贵

  如何对待“五四”的反传统的问题已成为目前思想界与学术界日益混淆的问题,我们有必要予以澄清。

  从广义来说,任何从过去流传到现在的东西都可称为传统。从狭义上说,传统是一个社会的文化遗产,是人类过去所创造的种种制度、信仰、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构成的表意象征。显然,“五四”所反的“传统”是狭义上的,不是所有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东西都会进入“五四”的反传统的视野,只有那些从历史上流传下来,存在于现存的制度、信仰、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各个领域,对当时人们的社会行为仍然有无形的控制作用的文化遗产才是“五四”要反的传统。

  “传统”有两种存在方式:一种是文本存在,它基本存在于历史文本之中;它虽然存在,但它的价值并没有实现过,并未对历史的进步产生过作用。一种是现实存在,它渗透在千百万民众心中,成为他们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并转化为他们的行动指南,产生出或推动、或阻碍历史进步的作用,从而在实践中证实了它的或优或劣的品质。很明显,“五四”的反传统所针对的是后者。

  “五四”的反传统并不是什么都反的所谓“全盘反传统”,而是有限的有选择的反传统。“五四”的反传统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专制制度、孔教、封建教育。当时的反传统者认为,它们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现代化和民主共和进程,所以必须从思想界发动一场革命,来清除它们对国民、对社会的影响与危害。

  以“礼”为中心的忠与孝合一、家与国并称、伦理与政治一体化的王道模式,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也曾经发挥过它积极的作用。但时代不同了,环境已发生变化,如果还硬要用它来指导现代社会生活,无疑就像现代人峨冠博带穿着大袖长衫走在大街上,肯定会闹出许多笑话。更为关键的是,在现代语境下,它不仅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相反却阻碍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这些作为文化遗产的传统,它的存在已不仅表现为一种历史文化文本,而且表现为一种现实存在,对人们的思想行为仍起着无形的控制作用,是一种“实质性传统”。它不仅造成了中国的贫穷落后,而且养成了中华民族的许多心理痼疾及国民的劣根性。这些痼疾与劣根性仍然还在侵蚀着中华民族的机体,阻碍着中国现代化发展。

  在“五四”的反传统运作过程中,西方文化尤其是自由主义关于自由、平等、民主等理论与实践始终是重要参照坐标,充当着反传统合法性的理论资源。

  传统有优劣之分,有先进落后之分,有适应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之分。如果我们不论什么传统,不分其优劣、好坏、先进落后、适应不适应,只要有人提出反传统,就本能地从狭隘的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感情出发感到反感甚至提出反对,那么无疑是犯了将事物简单化和一刀切的错误。如果明知传统已经腐朽,已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甚至阻碍社会进步,妨碍人们生活幸福,我们还是本着一种尚古、怀古的心理,去企图复辟它,那么无疑这种恋古癖与尚古风对社会发展进步不仅是无利的而且是有害的。我们在评价反传统历史功过时应注意两点:一是它是否反复带来灾难,二是它在解决现实危机时是否明显不灵。

  同时,传统也需要时时更新进步,不能固步自封,否则传统就会因缺少新鲜“血液”的输入而停滞腐朽,最终走向死亡。“五四”的反传统适应时代发展与文化发展的诉求,从本质上看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自身不断完善与发展的过程,因而无可厚非。所以,我们重回“五四”,从“五四”的反传统的实际情况来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五四”的反传统不是什么“全盘反传统”,而是有选择地反对那些毒害中国人思想、戕害中国人性灵、阻碍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专制思想以及为专制统治提供合法依据并起着教化作用的儒教。第二,“五四”的反传统有一个重要的价值评判标准——西方自由、民主、平等、个性解放等价值观念。在新文化运动中,它们成为反传统的合法性的重要理论依据,对揭露封建专制、封建礼教、封建家族等罪恶发挥出巨大的作用。第三,坚决反对将“文化大革命”归因于“五四”的反传统的思想理路。“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是两种动机不同的反传统。

  “五四”的反传统是和中国人民追求自由、平等、民主、科学,反对封建专制、封建礼教的心声一致的,是符合社会与历史进步要求的。尽管“五四”的反传统有它的激进与偏颇之处,但它的反传统以后形成的新传统——自由、民主、平等、科学等,它的追求个性解放的精神,它的重估一切价值的认真态度,它的开明智、鼓民力、新民德的积极追求,都是我们今天应该继承并发扬光大的。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今天中国的现代化及民主进程还远没有完成,任重而道远,还需要我们继续努力。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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