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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巴老与我

李存光

  巴金在世时,我同他的直接接触并不多。从1963年起,42年间只有两三次通信;在老人80岁之后,我到上海武康路寓所拜访过五六次,每次长则二三个小时,短则二三十分钟。尽管每一次见到老人,我都有所获,有所感,有所思,但我认为实在无需用笔墨铺陈见面的情形,这是因为在我的眼中,他只是一位辛勤耕耘、硕果累累的作家,一位诚挚平易、谦虚热情的长者,一位对人类满怀爱心、对他人甘于奉献的老人。读他的作品,我像是在聆听亲切畅快的心语;坐在他的对面或身旁,我眼前是一个真真实实的普普通通的长辈。

  1963年10月17日:巴老给我写复信

  1963年秋,我给巴老写第一封信。当时,我就读于四川大学中文系(五年制)。刚刚进入四年级,我便有一个颇大的构想:以巴金的创作道路为题,撰写当年的学年论文和一年后的毕业论文。9月23日,我写完一封两千字的信,向巴老求教。这封信是由我的论文指导教师、巴老的朋友林如稷教授转寄的。我在信中表示,我敬佩他的作品体现出来的作家全人的风格,我立志研究他的作品和创作道路,并不是出于个人的喜好,因为这“实际上关系到正确地批判继承“五四”以来新文学的进步传统,关系到如何掌握评价新文学史上一大批进步作家的标准,涉及到怎样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去对客观事实作实事求是的分析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我表示,目前国内有关他的论文,对他的论述和研究不够充分、全面和公正,对他的作品的评价不全然符合事实。我之所以写这些话,是因为我不满1958至1959年全国范围内以“巴金作品讨论”为名对他的大规模批判,不满文学研究和评论中日见抬头的种种“左”的思潮。

  10月29日,林如稷教授转给我巴老17日写的复信,还有一本我求借但巴老送我的《巴金的生活和著作》。巴老的信用毛笔竖写在《收获》信笺上,字迹流畅飞动,文句却颇多委婉。信中说:“说实话,我希望您最好不要研究我的作品。我过去写得多,但写得不好,现在社会活动较多,文章写得少,还是写得不好——自己看看,也不满意,何况别人!倘使我将来能写出好作品,我当然不反对人们谈论它。目前我害怕您会白白浪费了您的时间。”

  我是一个不懂测风察云的书生,在“阶级斗争”风声日紧的1963年秋写信给巴老,表示要研究他的作品和创作道路,并表示出对“巴金作品讨论”和文学评论中“左”的思潮的质疑。这不能不使一年前因《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发言而承受压力的巴老感到忧虑,因此,他希望我“最好不要研究”他的作品,“害怕”“白白浪费了”我的时间。当时我的确不明白形势的严峻,只把巴老的这些话看成作家的谦虚,未能理解老人的深意,仍坚持自己的选题。学年论文刚刚完成,上面派的工作组便进驻学校,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我被认为是“重专轻红”的学生干部,开始说要“洗手洗澡”、“下楼”,后来新文件赦免学生干部,只靠边参加运动。运动期间停课,天天开“揭发会”、“斗争会”,但毕业论文还要写,我不可能再写巴金,必须另选题目,已经写出的3万多字的文稿便束之高阁了。

  1984年12月3日:我第一次拜访巴老

  1978年秋,度过十年浩劫之后,我离开西北来到北京,带着保存了14年的旧稿,重新踏上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和巴金之路。为了抢回失去的时光,我整日遨游在书海之中,跑各家图书馆,查旧报旧刊,觅绝版书籍。此后6年间,我记得只给巴老写过一封问候信。直到我出版了论述巴金文学道路的小书并编成三卷研究资料后,才下决心去上海见他。1984年12月3日下午,在巴老度过80岁生日之后,陈思和带我第一次走进武康路巴老寓所。我带去一份复制件,这是1948年12月29日上海《大公报》以《巴金的心境》为题刊登的两行巴老的手迹:“我喜欢罗曼·罗兰的一句话,痛苦和战斗,这是支持宇宙的两根支柱。”其中“一句话”三字有脱笔,看不清是什么字,因此,想请巴老和小林同志辨认。

  为了节省巴老的时间,两天前我已将要谈的问题写在纸上,交小林转交巴老。我提出的问题主要是:30年代对“鲁迅的道路”的认识,以及今天对“鲁迅的道路”的看法;二三十年代的文学运动、文学思潮,对他自觉从事创作是否有影响;怎样确凿认识作家的社会理想、政治观点与小说的思想的关系;写一个作家的传记,最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怎样看待传记要写出“我眼中(或心目中)的×××和写出“真实存在着的×××”这两种观点。

  巴老依次谈了对我提出的5个问题的看法,又即席回答了我临时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当时,巴老因摔跤骨折腿不大方便,但精神很好,回答我的问题时没有准备任何文字材料,还能整段背颂鲁迅的话。我们用四川话谈了两个小时,思和一直在旁边听我们谈话。谈话中间,作家师陀来坐了一会儿。8年后,我重新翻看这次谈话记录,亦觉巴老的谈话深具研究的价值和史料的价值,有必要让更多的人了解,便将谈话的主要部分整理出来,经巴老审订后以《巴金访谈录——关于“鲁迅的道路”、传记写作及其它》为题发表于《文艺报》。

  1989年11月23日:我请求巴老与研究者见面

  在第一次与巴老见面后,5年时间匆匆而过。1989年11月,我参加在上海市郊青浦举行的“首届巴金学术研讨会”。1989年末能在上海召开全国性的巴金研讨会,还有香港和国外的学者参加,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11月21日,会议开幕,许多代表当场强烈要求探望巴老,会议主持者颇感为难,因为他们在会前已与巴老联系过,未获同意。会议主持人再三解释,但要求仍殷殷不停。受会议之托,23日下午,我同李济生老人、丹晨陪同与会的几位日本学者去巴老寓所,同时,代大家再向巴老陈情。进客厅后,同去的日本青年学者新谷秀明有点胆怯,站在后面不语,巴老看见后对他说:你是新谷秀明,来过我家。我见新谷秀明听后连连点头,露出十分惊诧的神色。我对巴老说:有十几位研究者,也是几十年来读您的书的读者,现在来到您的门前,不见您心里实在过不去,50岁的人说起这事都流泪,请巴老见见吧。巴老听后,立即说:“见一见,见一见。”这样,便约定第二天上午10点见面。第二天,十几位从未与巴老谋面的代表,乘车去武康路巴老寓所,我则随过去已见过巴老的代表参观大观园。会议闭幕后,28日下午,我与思和又应约去巴老寓所,请教有关全集佚文等问题。这两次见巴老,我明显地感到,老人的体力不如5年前,行动已很困难,但他那平易的风范、清晰的思路仍然如故,他思维的敏捷和记性的超常,更令我惊叹。

  1991年2月初:我又两次走进巴老的家

  1991年2月1日上午,为了解《巴金全集·集外集》拟收文章的情况,以及老人生平、创作中的有关问题,我同思和一道去巴老家。到的时候,老人正借助练步器在走廊练习走路。这次见面,我还就回族作家、学者、社会活动家马宗融的有关情况,向巴老请教。趁便,我提出请巴老为我选编的《巴金谈人生》写几句话,巴老应允了,要我给他一份纲目看看。这次谈话近3小时,是时间最长的一次。

  2月4日我一个人又到巴老寓所,这次是专为送《巴金谈人生》纲目而来。这一天,家中只有巴老和他的九妹琼如老人,十分安静。满头银发的巴老,端坐在我对面的高背木椅上,双腿间架放着一根手杖,身着略显臃肿的栗色茄克式棉衣。老人举步维艰,但脸色红润,神态安祥。我们在由阳台改成的狭长形房间里谈话。初春天气,乍暖还寒。阳光穿过婆娑的树叶,再透过门窗的玻璃,斑斑驳驳地洒进没有取暖设备的房内。阳光虽未增加多少暖意,却平添了几分明亮。我坐在老人对面,真真实实地感到一种宁静,一种镇定,一种充实,一种信任。老人对我说:前言一定写,只是身体不好,可能短一些。我说:哪怕只写一句话也好。接着,我又补充询问了有关马宗融的一些情况。说完“正事”,我又同老人谈了些别的事情。老人主动拿出两件材料给我看。一件是浙江嘉兴县志办公室据1923年手稿打印的《嘉兴杂忆》残稿,另一件是65年前写有《春梦》片段的练习簿。为了不多占老人的时间,我进屋后一直没有取下围巾,脱去大衣。翻看那极其珍贵的稿本时,我显得笨手笨脚。身旁的巴老慈祥地看着我,不时轻声说几句话。看着老人双腿间的手杖,身上的棉衣,我突然涌出一个念头:老人那衰老的身躯也需要支持,老人那燃烧的心也需要温暖。翻看材料的我有点走神了。我离开时,巴老交给我两包书,托我带到北京,一包转王仰晨,是编译文全集用的,另一包是送给马小弥的原版外文书。他为带书增加我的负担再三表示歉意。想不到这次难忘的谈话成了我与巴老生前的最后一次见面。

  1991年2月14日(农历除夕日):巴老为我编选的小书写《前言》

  2月19日我在北京收到巴老来信。我急切地拆开老人亲笔写的信封,内中是老人一笔一画写成的两页《前言》。文末署“91年2月14日”,这一天是农历庚午年的除夕日。《前言》的全文是:

  一九二八年在巴黎,我对一位朋友说:“我只想活到四十。”过了六十二年,我在回答家乡小学生的信中又说:“我愿意再活一次,重新学习,重新工作,让我的生命开花结果。八十七岁的老人回顾过去,没有成功,也没有失败。我老老实实地走过了这一生,时而向前,时而后退,有时走得快,有时走得慢,无论是在生活中,或者在写作上,我都认真地对待自己。我欺骗过自己,也因此受到了惩罚。我不曾玩弄人生,也不曾美化人生。我思考,我探索,我追求。我终于明白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享受。人活着正是为了给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添一点光彩,这我们办得到,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更多的爱、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时间,比用来维持我们个人的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为别人花费了它们,我们的生命才会开花结果,否则,我们将憔悴地死去。

  我仍在思考,仍在探索,仍在追求。我不断地自问: 我的生命什么时候开花?那么就让我再活一次吧,再活一次,再活一次!

  读罢在人生途程中跋涉87个春秋的老人的自白,面对工整而苍劲厚重的手迹,蓦地,我眼前化出一幅景象:在人们忙碌地准备迎接新岁的时候,巴老静静地坐在临窗的小桌前,手中那管显得万分沉重的笔,在纸上艰难地缓缓移动,移动……我的双眼模糊了。幻象消失了,眼前是实实在在的写着400多字的两页稿纸。放下稿纸,我感奋,我崇敬,只是不知怎地,感奋中含着些许酸楚,崇敬中搀着几分感喟。我默默地对自己说:这就是巴金老人!这就是巴金的精神。

  《巴金谈人生》是我为青年朋友选编的一本薄薄的小书。我力图通过书中精选的巴老有关人生的方方面面的言论,展现他数十年来所倡导和实践的一贯思想:人应该追求真诚的、充实的、有理想的、有奉献的生活。将巴老的手稿复印交出版社以后,我在《后记》中写了一段有感而发的话:“最有资格谈人生的人应该是严肃地对待人生的人。巴金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怎样说就怎样做,至少是努力这样去做。正因为这样,在80岁的时候,他才能这样说:‘我绝不写文章劝人“公字当头”,而自己“一心为私”。自己不愿做的事我也决不宣传。我的座右铭就是“绝不舞文弄墨、盗名欺世”。’我们的确见过那种‘论’人生时头头是道,‘过’人生时则背道而驰的人。言行一致、身体力行与言善行恶、口是心非,其美与丑、高与低,真是泾渭分明。”我向青年读者们建议:“读巴金谈人生的书,还应了解巴金这个人。只有把书和人联系起来‘读’,才能真正认识巴金并理解他对人生所说的话语,受到更大的启迪和教益。对于其他谈人生的书和人,也应如此。”

  1986年-1993年:巴老多次致信王仰晨要我和陈思和协助全集工作

  20世纪80年代初,巴老开始编辑自己的全集。在全集准备、编辑、出版过程中,巴老与责编王仰晨主要通过书信商讨交流,留下了200多封谈有关全集事宜的信函。令我惭愧的是,在通信中,巴老十余次向王仰晨提到我的名字,要王仰晨找我和思和协助。在巴老的这些信中,第一次提到我是1986年1月。1981年,我发表了《巴金著译六十年目录》和考订巴老笔名的文章,又披露了巴老早期的一批新诗;1985年,出版了三卷本《巴金研究资料》。巴老显然注意到这些材料。因此,才对王仰晨多次提出让我和陈思和帮忙,出主意,提供线索,搜集集外文章。这些信件,我是在全集出版后才看到的。

  令我惭愧的是,在全集编辑过程中,我帮忙不多。如果说做了一点事,主要是与思和一道搜集汇总集外佚文(即第十八、十九卷)。此外,协助征集了少量书信,代王仰晨查过一些人名注释所需的材料,回想起来,真的有愧于巴老的期待。我之所以说起这件事,是企望透过这一角,看一位文学老人、文学大师对自己、对文学、对读者高度负责的精神。

  我还编写了一份《巴金著译年表》附于全集骥尾。1993年4月16日巴老致王仰晨的信中说:“《年表》我提不出具体意见,我只改了几个与事实有出入的地方,我只能保证没有差错。但这是存光写的,我不能要他照我的意见写,我想在《全集》中收入《年表》是为了便利研究工作者,我只是同意借用它作为‘附录’给读者一点方便。我还想将来《全集》再版,我或者自己写一篇类似《年表》的东西。”令人深深遗憾的是,由于身体的原因,巴老未能如愿写出自己的年表。

  2003年底,一位记者向我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有人说巴金的一生,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缩影;同时有人说,巴金一生的追求,是20世纪乃至现在,中华民族的追求的缩影。您认为这种说法准确么?”我愿用我当时的回答来结束本文。

  我说:20世纪百年间,中国知识分子遭遇了种种重大的社会政治变迁,经历了多次升沉起浮,在每一次重大的变迁之后,总是有的高升,有的沉沦,有的叛逆,有的妥协;有的高升后沉沦,有的沉沦后高升,有的叛逆后妥协,有的妥协后叛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总之,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有太多的苦难,太多的坎坷,太多的沉重,太多的无奈,太多的抗争。如果说巴金的一生,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缩影,不如说他是20世纪中国正直的知识分子的缩影。我用的是“正直”这个词,而不是“优秀”或“精英”。所谓“正直”,并不抽象,不管他们生活在哪个时期,居于什么地位,从事何种职业,隶属何种党派团体,秉持何种思想观点,他们能以天下之忧乐为忧乐,他们咀嚼的不仅仅是一己的悲欢,他们向往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安乐,他们的物质生活可能贫乏但心灵永远丰富,他们愿意脚踏实地去做一些有益社会人生的事情。作为“缩影”,巴金只是20世纪中国这样的知识分子的缩影。巴金几乎亲历了20世纪中国所有的重大社会政治变迁,其间或升或沉、或“红”或“黑”,或激烈反抗社会或委屈妥协,他经受过世间顺逆处境的种种揉搓磨练,尝遍了人生酸甜苦辣各种况味。因此,在巴金的百年经历中,可以最充分地看到中国正直的知识分子曲折痛苦的人生之旅,更可以看到他们思想选择和心灵搏斗艰难悲壮的历程。

  从青年时代起,巴金就追求祖国安定、繁荣、富强,世间平等、自由、幸福,人类善良、互助、和谐。他急切地接受外来思想,他渴望投身于实际斗争,他不顾健康夜以继日地写作,他呼号,他揭露,他控诉,他呐喊,他歌颂,都是为了追求和实现美好的理想。尽管他走过不少弯路,他有过诸多失误,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理想追求。他的理想,难道不正是20世纪以来中华民族无数志士仁人矢志不渝的理想吗?他追求理想的漫长过程和不懈精神,难道不正是20世纪以来中华民族无数志士仁人追求理想的过程和精神吗?在这个意义上,说巴金的追求是中华民族追求的缩影,应该是确切的吧。

原载:《文艺报》2011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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