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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改造与认同的新思考

——论袁劲梅小说《罗坎村》的价值

马倩娜
内容提要 海外华文文学作品中很多都有与鲁迅小说相似的“归乡”模式,袁劲梅的小说《罗坎村》不仅是对鲁迅这种模式的承继和发展,更有与鲁迅相似的批判精神,在批判中又重新认识了传统和现代,东西方的矛盾与统一性,还在怎样处理身份认同焦虑这个海外华文文学关注的问题上有了新的见解。本文就力图从这几个方面分析一下这部小说在海外华文文学作品中的独特的历史的价值。
关键词 “归乡”模式文化碰撞身份认同价值

鲁迅小说开创了“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小说“归乡”模式,用复调的方式在讲述他人也是自己的故事,两者相互渗透影响,将作者的感情层层铺开,渐渐晕染到每一个读者的心中。鲁迅的多部小说都表现了离去后对家乡的怀念及回乡后不尽如人意的失望之情,这种对故乡的思恋与对现实的绝望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乡土中国现状的深刻反思和对现实无奈心境的交叉式的生命体验。

一、归乡模式的继续

这种体验模式通过记忆与现实的对比把人物面对距离的苦闷、彷徨和困惑联系在一起,我们在很多海外华文作家的作品中都可以找到这个模式的影子,《罗坎村》也可以看成是这种模式的继续。这部作品通过三次对故乡的描写,向我们展示了与鲁迅《故乡》相似的故乡逐渐变化的过程。

作品中“我”是一个离异的美国大学教授。面对一个子告父的案子,在众人美国式的法律思维中重新回忆起故乡面对同样问题的灵活与温情,也为我们徐徐展开了一幅记忆中故乡的清新画卷,白墙黑瓦典型的中国乡村房舍,“家家户户咬在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的血亲社会,唇齿相依,一荣俱荣。在这里没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和暴力机关,只有最传统的亲情伦理,一个小小的猪场就能解决各种纠纷,在那个时局混乱的年代,这里还保持着简单纯粹的生活方式。记忆中的故乡罗坎是美好的中国传统的象征。当作者抱着对故乡的美好记忆生活时,由故乡来的罗洋和前夫打破了这种美好。现实更为残酷,面对强大的经济杠杆下逐渐空虚并最终沦为民俗文化公园的罗坎,主人公的悲哀绝对不会比鲁迅面对“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①的故乡的苦涩和悲哀少。故乡就是那张旧的船票,泛黄的纸张承载了我们对过去事物记忆提炼后的美感,它将我们带到了新的生活中,其作用就消失了,留给我们的只有那淡淡的回忆和无法摆脱的悲伤,故乡对于每一个离开的游子来说最后都会成为罗坎村,变成没有生命力的标本,它所象征的生活世界会彻底消失,此时的离开不会再有太多的牵挂,过去的已经过去,罗坎村从“我”离开的那天就消失了,对罗坎的记忆就像对罗清浏的记忆一样“只不过是一个和我一起坐在柴堆上聊天的男人,我和他的感情到此为止。”作者用了一段无始无终的恋情认清了对过去的感情,这感情也是对故乡变化的无奈与悲伤。

二、新思考新观点

作家运用这种模式能够以一个相对客观的局外人的身份重新审视现在,并能用现代的眼光拷问过去。海外华文作家特殊的身份决定了他们作品的走向,从一种文化的中心走到了另一种文化的边缘,融合于另一种主流文化又是不可避免的,怎样融合却成了困扰很多人的心结,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张力让感情敏感的作家们根本无法也无力摆脱,异国文化的排他性又要求他们必须融入,处于两种文化夹击中的作家面对“绕树三匝,何枝可依”的困境,更能用相对理性的眼光看待两种不同的文化,于是两种文化差异的分析成了很多作家创作内容的一部分。

《罗坎村》这部作品跳出了普通的思乡与身份认同痛苦的小圈子,站在了更高的角度处理多年海外生活的体悟。考察整个文本,可以发现作者设置的主人公虽然远离了故乡,但她身边却一直出现不同时期来自故乡的人,他们其实是故乡的代表,既减轻了“我”对于故乡的思恋,也一步步解构着“我”记忆中的那个故乡。罗清浏是故乡原初状态的代表,他是“我”记忆中那个和我一起看猪生仔的男人,即使他外貌变化了,他的骨髓还是罗坎式的,这也是为什么他最终会成为以“我”前夫为代表的一心改革的新罗坎思想的崇拜者和追随者,因为“在按什么方式活着的时候,他们其实根本没有选择,只有罗坎式。”他俩算是好人,只是“我”已不能完全认同他们在现代意识下的行为方式了。罗洋是新一代的罗坎人,他已经完全被现代化了,既没有了传统的温情和质朴,又没有把西方先进的思想学会,看起来比西方还西方,比如当街长吻,其实骨子里还是地地道道的罗坎老习气,罗坎的口音,罗坎的哥们义气。三个男人的相继出现让我们对故乡的变化有了心理上的适应期,消除了突兀感,也将对故乡的那种牵挂丝丝缕缕地缠绕住了每一个读者的心。另一方面通过对三个男人的描写,既表现对传统文化温情的缅怀,又含有对传统走向现代过程中迷失自我的切身之痛,而后一种批判也使这部文本取得了历史的深刻洞察力,不是一味的谴责传统文化,而是看到了传统文化稳定存在上千年的历史可能性,问题的结症不在于传统文化,而在于急于将传统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不适应,质朴的公正不复存在,以经济为杠杆却没有相应的制度和健全的法律保障,每个人都向金钱靠拢看齐,“我”看着现代化冲击下的罗坎和逐渐蜕变了的罗坎人不禁悲从中来,故乡就这样被现代化解构的体无完肤了。在这里作者将对故乡蜕变的思考由普通的传统不能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这种惯性逻辑上升到了更高层次的对到底什么是现代化的思考,这一点也使这部文本高于了一般作品。

现代化解构了传统,那么应该建立怎样的现代制度呢,作者给出了一个全新的答案,不是一味的迎合美国文化,也没有过分贬低中国传统文化。罗坎村的社会结构和各种习俗是传统中国的缩影,它是儒家文化熏陶出来的,以祠堂为中心的罗坎文化其实就是以等级、孝悌、忠义等为纲常伦理的传统文化的影子,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就是建立在这些伦理之上,并且延续至今。作者面对强大的传统文化没有把它与现代文明完全对立起来,两者不是非此即彼的不可融合,也没有绝对地高低贵贱之分,美国不是以往作品中那个所有先进文化的代表者,历史地位不容置疑。这部文本跨越了西方就是先进的,东方就是落后的并且一定会被先进的西方文明吞并这种较狭隘的文化观点,而把落脚点集中于两种文化都无法逃避的问题——正义,这才是使一种文明能够长久发展的保证。“我”处于两种文化的交融地带,从而可以以跨文化的视角审视两种不同的文化,美国文化不是完美地无法撼动的,也有其自身的不合理性。老邵的案子,作者此时的视角是罗坎村式的以亲情为依据的,面对法律和亲情的二律背反,“我”不能够完全认同美国式冷酷的法律,毕竟人是感情动物,完全地背离感情,而采用所谓客观的法律主宰一切,这让从罗坎那个感性的环境中出来的“我”无法认同,所以“我”以罗坎村的价值标准和道德体系为参考,力争为老邵减轻惩罚,最后的结果是正义和亲情调和后的产物。虽然作者的这种处理多少有些理想化的成分,有想调和中西文化对立的想法,毕竟两者不是你进我退就能共存,而且到底什么是正义和公正,在不同文化中定义和理解都是不同的,然而作者的这种处理方式多少还是对我们重新认识中西文化差异有了新的启迪。

另一方面,作者在表现这种中西差异的身份认同时设置的“戴博士”是作者在对畸形现代化批判和对公平的建构中理想化的人物。作为一个移民,她既融于两种文化又能自由的在对两种文化的思考中看到两种文化的优缺点。她来自于罗坎但罗坎在她身上没有印上太多的传统,她承认罗坎式的亲情文化却更赞成有制度和法律保障的公平和正义。“石壕吏”、邵志州、罗清浏等都在不停地在自己周围建立着罗坎式的人际关系,这些都是中国人情社会的继续。戴博士却不同寻常地尽量脱离这些关系,她的思想在这方面是西化的,厌倦中国复杂的人情往来,崇尚简单的生活态度;对于中国人的实用主义思想也是避而远之。她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拉力和西方文化的排他性中左右逢源,通过对她文本中身份的梳理可以看出作者的理想化。戴博士其实是一个没有根的人,她本人并非罗坎出生,只是迁居于此,其实她对于罗坎的传统生活方式都是处于冷眼旁观的位置,她在猪场生活,不参与罗坎人的日常劳动,所以罗坎人在需要判案时才会找他们这些外人评理,作为外姓人的她并不能算是罗坎文化的直接传承者,她的根不在这里,她生活的传统也不在这里,当没有了血亲的联系,自然会缺少身份归属感和认同感,而少了这种牵绊又有利于她顺利融入西方文化,获得新的身份认同。整个文本为我们呈现出的就是这样一个戴博士:她没有罗坎的土,罗坎的显摆,罗坎的人情债。对于海外华文文学作品,身份认同是一个常写常新的话题,但与众多描写认同焦虑的作品不同,《罗坎村》把这种认同的可能性给定了:要融入异族文化,太多的历史负载是累赘,只有相对脱离了这种负载才能自然而顺利地融入另一种文化之中。我们从戴博士儿子的生活中看出这个小家伙已完全脱离了原来的历史,现在的身份才是他唯一的身份,通过他的身份和罗洋的身份比较可以更明显的看出作者的意图,罗洋有罗坎的根他只能是一个外来异族,不可能完全融入美国社会,而戴博士的儿子则能完全认同现在的身份,戴博士本人也觉得现在的状态是更好的,更适合孩子发展的,儿子是“新世界人”,在不经意间作者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新的身份认同的画面,虽理想化,但也不是毫无道理可言。

小说《罗坎村》正是用鲁迅的归乡模式为我们建构起了海外华文文学对中西文化差异和身份认同的新的认识。当少了情感的痛苦呻吟,多了哲学的思考后,我们在这部小说中也发现了海外华文文学进一步发展的前景,这可能也是这部小说引人注目的一个原因吧。

 

注释:

①呐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10月第一版第82.

 

参考文献:

[1]袁劲梅.罗坎村.人民文学,200812.

[2]饶芃子著.世界华文文学的新视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3月第一版.

[3]王宗峰.于边缘处求索_评析袁劲梅的流散小说_罗坎村.小说评论,2009年第二期.

[4]刘复生,罗坎式现代化的启示_评小说_罗坎村.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1.

原载:《安徽文学》201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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