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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根大地写作的精神向度——关于“大地写作”的话题

李伯勇
 9月12日,《文艺报》以大篇幅刊载了韩少功与刘亮程的对话《植根于大地的写作》,他们围绕“大地写作”展开对话,并用心“倾听”。我对“大地写作”话题的持续关注,不仅基于我自己的乡土书写,基于对这两位作家写作的基本熟悉,也基于新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新时期文学发展到今天,重新讨论“大地写作”的现实感,以及大地写作自身的现实感。

  “现实感”的第一个层面,就是探究作家与大地的关系——大地写作的精神向度。韩少功“长期生活居住在乡间”,刘亮程则是“从乡土走出的”,南北两位作家正好成了相关的例子。韩、刘属于植根大地的写作。

  一

  毫无疑问,乡土离“大地”最近,在城市化人心浮躁的今天,乡土就是大地,植根乡土就是植根大地,大地是人类的源泉,谈大地写作不能不谈到乡土。韩少功有知青经历和乡土写作经历,由此作“内心的呼唤”,13年前决意回到湖南汨罗县,他当年做知青的地方。“我的选择是农耕式的,待在一个地方,守住一亩三分地,埋头苦创。”他只是提到职业化写作的苦衷,虽没有细说,其实还包含他在中心城市现代生活的复杂感受。应该说,正是在海南城市,韩少功完成了由一个乡土作家到学者型现代作家的过渡,频频参与了学府讲坛上的现代公共话题,这后者构成了他由城返乡的精神背景,他新的写作基础和方向的自我把握。

  当年出去的跟现在回来的是同一个人,却是两副面孔。他退隐山乡的君子自白,表明他虽置身乡土,但跟乡土不再是血肉心灵交融的联系。因此,他乡居生活的重心在于他个人修养(对抗现代繁嚣和增加相关知识),某种程度表明他对抗城市文明的一种政治姿态。他对乡村是感受性、体验性、实验性的,“乡村”是他现代思想的一个切入口,或一个比照。13年他虽在乡村,也看到了乡村的许多细部,但始终没有能动地深入到乡村的内部——变动中的乡村灵魂,对乡村——大地由历史演变产生的内在颤动缺乏真切的感受。当年有人对他的“归隐”做了大肆渲染,放大他归隐的意义,他对此是认可的,客观上还做了一定的配合。仿佛是一个事关现代流向富有指标性的文化事件似的,当时对此作派我就有些不以为然。如此事态决定了他保持着在城里形成的、俯瞰式的“现代关怀”,重返乡间对乡间风物有着诸般挑选,而不是全身心沉浸于乡土——大地(他虽然也涉及到了诸如乡村大雨断电一类现实)。因而,他只是换了一种生活方式,置身乡间而继续深化其“现代思考”(比如“三人对话”结束时他的着眼点仍是思想学术意义上的“进步主义观念”,仍是“联合国”、“人类食品安全和生存质量”的宏观课题)。这与刘亮程的大地写作很不一样,仍是疏隔型,也可称为外注型,即把一个外在的主题注入乡土的腠理当中,是不是属于那一种“学者型写作”呢?

  韩少功的精神成长和成熟决定了他与乡土持续地处在一种相隔情状。

  其实,他跟乡土相隔在他的早年生活经历和乡土写作中已有所显示。早先他在乡村6年县城4年,是集体形式的知青,这就决定了他对乡村生活有一定的体察和体验,但未能进入乡村的深处或底部。那么,又如何理解他早年写的《西望茅草地》《爸爸爸》《归去来兮》和他在《我的根》的“文学寻根”名言,以及他的《马桥词典》?须知,这在当时有个“国民性批判”——民族性格发现和重铸这一文学思潮,而他对主流时代精神及其变化有着敏锐的感觉,而且能迅捷地内化为自己的写作主题,熟悉的生活——“乡土及其人事”就成了他写作的佐料。简言之,他是“由外而内”,“外注型”的,《爸爸爸》是当时文学思潮(国民性批判)的产物,“文学寻根”也未能深入到乡村——大地的内在形态,而停留在与直接乡土生存即根性生存相疏离的文化(外在)形态,当时他意识到了文化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之重要构成的趋势,却没有持续地深入进去。这在当时受到嘉许是应当的,但也反映出当时“文化觉醒”的局限(当时普遍认为乡土是封闭落后的)。《马桥词典》同样是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文化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话题的产物,而且借鉴了外国的语典形式,而此著是他归隐汨罗前,在城里写就的(同时期的《白鹿原》因展示乡村——大地活的灵魂而超过了一般的文化定义)。在我看来,此著是一部长篇随笔,倒显现了作者与乡土疏隔的漫不经心和力不从心。

  但《马桥词典》及他的写作同样昭示了他文学植根大地的一个方向一种姿态,大地写作的一个层面。

  在对话中提及有关《马桥词典》的特点:用一种故事的语言对乡村的生活方式、方言、历史、伦理关系等方面的细节化阐释,但是,“当您再次回到乡村时,您是想试图去寻找更新的东西,还是您认为这里面仍有您认识不到的东西?”这里提示了两种不同的精神向度,一就是《马桥词典》已体现了一个地方的乡村文化形态,二就是这次长住乡村是不是想寻找与《马桥词典》不同的“更新的东西”,或在《马桥词典》中已出现但被作者所忽视的东西。这实际上还揭示了韩少功跟乡土事实上的隔膜状态。韩少功说:“我倒没有具体的规划和设计,只是觉得换一种生活方式”,在社会维度和个人维度上“有收获”。他继续着眼于诸如社会维度和个人维度的现代性主题,也就成为他在乡土“寻找更新的东西”——乡村深入即大地深入的阻碍。换言之,于乡土“寻找更新的东西”,韩并没有强烈地感觉到,他欠缺一种植根乡土本能的精神律动。果然,乡土只是给他“充电、补血、提供资源”, 调整他的(城市人)心态,乡土给他提供功能性作用,而继续进行的写作可以与乡土无关。如他所说,“像我今年所写的长篇,就和方言没有什么关系,和地域文化没有什么关系。”身处熟悉的乡土却明确要摆脱地域文化的影响,也许成了他不想在城里继续的文学实践。

  而这正是刘亮程所具备的。刘亮程在大地写作上亮出了另一种精神向度,也就是“内发型”大地写作。这方面刘亮程谈得比较内在、准确和从容。

  二

  不同于“天很小山很多”的南方乡土,刘亮程长期沉浸于新疆这片广漠的乡土,当然也远离文坛中心——政治文化中心,没有那种“社会—文学主潮引导创新”的压力和诱惑,“它的干燥、辽阔、偏远、地广人稀,以及多民族的文化生活背景,又显得它与别处不同……任何一种思想文化到达这个地方都变弱了。相反自然的势力更大。在这片土地上你更能感受到天地带给你的东西,草木风雨带给你的东西,这些反而能被一个人更真切地感受到。”因而他的《一个人的村庄》,同样是散文,在当时赶风趋浪的文坛是个寂寞而独特的存在。他也像他所关注的新疆年轻作家李娟说的那样,“在寂寞的成长中单独地感受一种生活,单独地想了一些事情。然后用文字单独地呈现出来。”这样的写作,心灵和思想更接近大地,“仿佛作家被单独地放在地老天荒中去独立面对整个自然与人世。有‘孤悬’的意味。”还写出了新疆(大地)的干爽味和游牧精神。它属于另一种写作路子或叫写作姿态,而那种“外注型”的大地写作肯定抵达不了这样的思想艺术境界。将刘亮程这样的介入生活方式与那种采风和挂职相比,韩少功肯定了前者。其实,他自己的退隐方式,其介入生活的力度,也逊于刘亮程这样的乡土——大地知觉(认知)。

  10年前我读了他的《一个人的村庄》,认为在乡土的广度、深度和细部上都充溢着生命感,大地——乡土上的人,牲畜和庄稼消失了一茬又一茬,甚至城市也可能消失,但大地乡土仍在,这就是永恒的力量,就是永恒。“我没骑马奔跑过,我保持着自己的速度……另一些年月人们回过头,朝相反的方面跑,我仍旧慢慢悠悠,远远地走在他的前头。”这类句子只能从乡土的内里流淌出来。在新疆(大地)这样的广漠之地,作家的气息和大地是连接的相通的,通过“历史的学习,把我的情感和祖先衔接在一块”。有人则通过“历史的学习”而把乡村(大地)道具化、客体化、异我化,认知的分野也是明显的。刘亮程们的大地写作,是原发性写作,他们有着真切的生命感悟历史感悟大地感悟,因而又是洞察性顿悟性从容性写作,这样的“洞察”、“顿悟”和“从容”是原发的、内在的,从干燥土里长出来的。

  更使人身心一动的,是刘亮程一句“随着在新疆的游走和观察,不知不觉中与一个地方的现实相遇”。我以为这是大地写作精神高度的一个指标。

  与现实相遇正是大地写作的归宿,大地写作的价值所在。至此,在经过细心耐心地与乡土打成一气,作家精气神的触觉延伸到乡土的天空和土地,环境和心灵,神性和人心,历史和现实,这个地方的现实就不再囿于一隅,而是与现代都市——全人类相连相通,是新疆的这一个,也是大地的这一个,人类的这一个。这样的现实是实在的、细密的、生活的,也是升华的、宏大的、精神的。我比先前更加强烈地认定,这种植根大地的写作是能够出真正的大作品的。刘亮程们悉心写的“个人的惶恐感和个人的虚无感、孤悬感”不正与现代人的精神状态——现实相遇吗?他强烈感觉到的“自然力”问题不正是与人类——现实相遇的价值命题?况且他们还写出了这块土地在自然力下的简单却是从容不迫,虽是游牧却是有历史有根——有强大心灵的生活。这在一些“南方乡土”的写作(包括韩少功)里是欠缺的,或者说较为稀薄。对韩少功而言,就存在以全球化现代理性压过或取代乡土(大地)感性的缺陷。

  虽然如刘亮程所说,这类作品对内地读者有阅读障碍,跟内地都市化大众化生活“有隔膜感”,它太远,但同样有一个“原创独创作品创造读者”即文学“化”大众的过程。植根乡土与现实相遇同样有一个作家的主体精神建构问题,这方面,真正植根乡土(大地)的作家优势也是明显的,不过,也存在因作家(包括刘亮程)主体意识不强大而与现实相遇的力度不够的问题。

  应该说,对刘亮程们大地写作的“隔膜”,也与我们功利化的批评状态有关。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的批评生态呈功利——劣化之势;我早就察觉,以乡土写作为例,对那些成名早成了一方诸侯的文坛精英,他们的作品一出来,评论界一轰而上慷慨褒评,不惮做过度解释,很快将其归入“引领潮流”的名作经典阵列,仿佛此作品此作家是此类写作的最佳方式最高水平,而对一些沉潜乡土深处独特性原创性又离文坛中心“太远”的作品,评论界就没那个耐心了。这既有时代性浮躁的因素,恐怕也包含批评家“师出有名”的功利考虑,还有着批评家自身大地意识狭隘和偏颇的因素。

  三

  大西北与南方乡土有可比性和不可比性,可是任何地方的乡土大地都有着自性——原乡性(包括自然力),只是作家所感觉到的多寡高下。什么叫乡土自性?就是乡土在自在、自为、自主、本原、自治状态下所彰显的乡土主体性,它当然包括自然力,包括历史的和文化的积淀。同样是乡土的自性,南方以住守(重土轻迁)为显著特点,村居意识较明显,而新疆(北方)以牧游为显著特点,其村庄是流动的,村庄意识较为泛化,更能与广袤大地相重叠。刘亮程笔下的“一个人的村庄”,他笔下的大西北游牧精神,人与自然力的融合,都流露出丰沛的乡土(大地)自性。显然,作家和学者所关注的现代后现代的“热题”并不是衡量大地写作重要的参照指标。被“现代后现代”撵得气喘吁吁的人们(包括作家)对乡土自性已经久违了。乡土传导着大地的基本旋律,因而南北山乡又有共同的一面,这就是长时段、长计划、从容、乐观与和谐。

  又一次发现乡土,文学表现乡土(大地)自性还刚刚开始,乡土(大地)写作“不知不觉中与一个地方的现实相遇”,就是与全球化城市化的“现实”相遇,与一个民族走向现代化的“现实”相遇,它也就有着时代张力和活力,有着广阔的前景。

  即便进入了现代化语境,乡土自性及其文学表达是现代化有机的构成。随着生活的展开,人类会意识到“大地”的不可或缺。因而,大地写作仍是生长性的,充满生机。“大地写作三人谈”就呈现了这样的精神流向。

  

原载:《文艺报》2012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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