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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儿童文学:从量的繁荣走向质的高地

李东华
 新世纪中国(大陆地区)儿童文学缔造了市场神话,奇迹般地从上世纪末与读者相疏离、在困境中挣扎的局面中走出,迎来了发展的春天。我们可以来看一些数据——尽管文学不是经济学,数据不能成为论证文学发展好与坏的一个根本标准,但它也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系数。1998年《儿童文学》杂志发行6万册,江苏少儿社的文学期刊《未来》、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的文学期刊《巨人》《儿童文学选刊》停刊。当时还有句顺口溜描绘这个状况:“巨人”倒下了,“未来”没有了。10年之后,《儿童文学》杂志发行超百万,《巨人》等杂志纷纷复刊,此外,一些新的刊物在民营资本的运作下创刊了,比较有影响的如《读友》杂志等。很多期刊都由月刊变成了旬刊或者半月刊。一些原本和儿童文学毫不沾边的出版社也开始积极介入这一领域,全国581家出版社,有523家出版童书。曹文轩的《草房子》10年间印刷了100多次,杨红樱的“淘气包马小跳系列”和“笑猫日记系列”等作品累计销售3000多万册。根据这些数字的今昔对比,基本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判断:新世纪10余年来的儿童文学赢得了市场,赢得了读者,与成人文学相比,儿童文学“风景这边独好”。然而,与市场上这种“沸腾”的状态相比,儿童文学在学科建设和文学大家庭的坐标系中依然难以摆脱“小儿科”状态。儿童文学在市场上的走红究竟是出于侥幸和偶然,还是潜藏着对整个文坛都富有价值的启示?在“扑向”市场完成原始积累之后该如何在艺术层面上进一步完成自我的提升?这都是值得思考的话题。

  互动与立体:儿童文学的转型之旅

  新世纪的儿童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剧烈的转型期,在创作理念、审美追求和精神走向上都有了新的特征。儿童文学作家和出版人对“写什么”、“怎么写”、“写给谁”等等这些创作中的核心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和思考。从某种意义上说,儿童文学的兴替演变是一个不断寻找自我的过程,笔者认为,新世纪儿童文学之所以能够突围成功,最突出的一点在于面对市场化、网络化的时代新形势以及孩子们新的阅读期待,它没有无视市场、读者、多媒体的存在而自说自话,相反,它摒弃了保守的、孤立的、平面的、静止的姿态,把儿童文学置于一个立体的参照坐标体系中,把它看作一个庞大的动态系统中的一分子。儿童文学只有在与这个系统中其他因素的积极互动与交融中,才能敏锐感知到时代的变迁,获得新鲜的血液,形成新的艺术特质。

  ——与读者的互动。近10余年来,中国的儿童文学作家和出版人在处理与读者的关系上,一言以蔽之:读者是上帝。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争议的声音出现,但“读者喜欢才是硬道理”的理念始终占据了主流地位。这样的理念使得让读者接受自己的作品变成创作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这直接使作家们看待孩子的视角从“俯视”变成了“平视”乃至“仰视”。对于小读者的阅读趣味也进行了精细的划分,一些出版社和阅读推广人开始尝试“分级阅读”。这促使儿童文学作家们在创作中更加细致,为“儿童”这个宽泛概念下的每一个亚群体,提供更为到位的更有针对性的作品。作家们不再把文本的出版看作创作过程的终结,而是积极地投身到阅读推广中。他们乐此不疲地参与“儿童文学进课堂”、“儿童文学进校园”的活动,他们既是写作者,也是布道者——只有把作品送到读者手中,才算真正完成了创作。新世纪以来儿童文学这种轰轰烈烈的阅读推广运动,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还是卓有成效的。它说明了作者可以主动地去唤醒读者潜在的文学热情,在与读者的交流互动中,改变文学边缘的无人问津的尴尬处境。

  ——与世界儿童文学的互动。这10年儿童文学的译介和引进不外乎经典和畅销书这两大类,就经典类作品而言不再是对一些耳熟能详的作家作品的重复出版,而是在强调经典性的同时也注重当代性,并把更广范围内的作家和作品纳入视野。如新蕾出版社推出的“国际获奖小说系列”和湖南少儿社的“全球儿童文学典藏书系”,里面大部分作品都是首次引进。“全球儿童文学典藏书系”更把目光投向了小语种国家。畅销书进入中国读者手中的速度几乎与国外同步,引进美国畅销小说《暮光之城》(斯蒂芬妮·梅尔著)的接力出版社这样宣称:“让你与全球流行的阅读前沿无限接近。”最值得关注的是,除了引进文学作品,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界还首次(自1949年之后)系统译介引进了国外研究成果《当代外国儿童文学理论译丛》(方卫平主编,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和《当代西方儿童文学新论译丛》(王泉根主编,安徽少儿社出版),作者均为西方当代长期致力于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这两套丛书带来了西方学者和专家的新观念、新思维、新方法,必将影响和促进我国儿童文学创作和话语更新。

  ——与本土经典作品的互动。对于本土经典作品大规模的回顾与整理是新世纪以来儿童文学一个值得注意的出版现象。尤以湖北少儿社推出的“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为顶峰。这样“扎堆”的出版现象反映出在令人眩晕的斑驳繁复的创作态势下,儿童文学作家和出版人想抓住一种经过时间和读者检验过的形成共识的艺术原则和价值标准,频频的回望其实是为了看清和坚定未来的路,而对经典的反复温习也是抵御商业化带来的喧嚣浮躁的有力武器。

  ——与新媒体的互动。电子传媒不但深刻影响和改变着文学作品的传播方式,而且影响和改变着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美学风格,甚至产生了一些新的文体。一方面是以传统方式进行纸介质图书出版发行,另一方面以数字图书的形式,通过手机、互联网、数字图书馆、手持阅读器等终端数字设备,进行同步出版发行,这样的作品被称为“全媒体作品”,如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推出的金曾豪的全媒体动物小说《义犬》,盛大文学与浙江少儿社联手推出的全媒体小说《查理九世》等。而另一种作品则把网游产品转化为文学作品,被称为“网游文学”,如中少总社推出的《植物大战僵尸·武器秘密故事》系列等。此外,随着微博、手机短信的兴起,出现了“微童话”的创作探索。总之,在新媒体时代,儿童文学作品再也不是传统纸质作品的单一存在,它随时都有和网络、影视互动而产生新的艺术变体的可能,甚至直接开发出玩具等衍生产品,儿童文学产业化的大潮已经慢慢地临近了。

  荣光与困境:儿童文学的特色分析

  新世纪儿童文学一路走到现在,比最初面对市场化、网络化时的焦躁和迷惘多了一份从容和淡定。但它依然如一架超速飞行的鱼鹰机,很难保持两个机翼的平衡,常常顾此失彼。它的荣光往往也是它的困境,它的长处同时可能是它的短板,从某种意义上说,新世纪儿童文学一直是在悖论中前行的。

  ——“通俗化”写作的热闹与“艺术写作”的寂寞。评论家朱自强曾经指出,“通俗”的儿童文学和“艺术”的儿童文学的分化,“是进入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发生的最有意味、最为复杂的、最大的变化”。 在儿童小说的创作上这一点尤其突出。事实上,通俗的儿童小说的兴起,在新世纪以后非常显眼,这也是应对儿童疏离阅读的一个产物。在通俗儿童小说里,主要有3类:第一类是以杨红樱为代表的适合小学生阅读的校园“顽童”小说,代表作家还有郝月梅、赵静等。这一类小说主要突出其幽默、轻松、滑稽、搞笑的特点,目前在市场上最为畅销,以至于形成了“杨红樱现象”,它的喧闹甚至遮蔽了儿童文学作家们在其他方面的努力。第二类如成立于2002年的“花衣裳组合”,以青春、都市、时尚的青春小说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代表作家有郁雨君、伍美珍、饶雪漫等。如今,尽管“花衣裳”作为一个组合已经解散,“单飞”后的3位女作家却都已成长为少儿畅销书榜上名列前茅的佼佼者。第三类是侦探、玄幻、奇幻等类型化小说。代表作家有李志伟、杨鹏、杨老黑等等。

  和通俗儿童文学大行其道相比,坚守“艺术写作”的作家相对比较寂寞和艰苦。除了曹文轩的长篇小说《青铜葵花》以及沈石溪的动物小说畅销不衰外,很多在艺术上苦心孤诣、多有求索的作家的创作被遮蔽在通俗儿童文学巨大的阴影里。很多对当下儿童文学没有深入阅读经验的人,随手拿起一本流行读物,难免会产生“太浅显”“文学性不够”的判断,并进而以偏概全,以为这就是当下中国儿童文学的全貌。事实上,除了上述提到的那些作家,我们还应该看一看秦文君的长篇小说如《天堂街3号》《一个女孩的心灵史》、张之路的幻想小说《千雯之舞》、黑鹤的动物小说如《黑焰》、三三的成长小说如《舞蹈课》、林彦的散文集《门缝里的童年》、曹文轩的“纯美绘本系列”(《痴鸡》《菊花娃娃》《一条大鱼向东游》《最后一只豹子》)、熊磊熊亮兄弟的图画书、汤素兰的短篇童话集《红鞋子》、冰波的长篇童话《阿笨猫全传》、金波的《乌丢丢的奇遇》、高洪波的幼儿童话《魔笔熊》、王一梅的短篇童话《书本里的蚂蚁》、汤汤的短篇童话《到你心里躲一躲》,以及王宜振、王立春和张晓楠的儿童诗……此外,黄蓓佳、郑春华、薛卫民、徐鲁、彭学军、保冬妮、殷健灵、谢倩霓、萧萍、陆梅、周晴、刘东、安武林、李学斌、翌平、黄春华、萧袤、于立极、孙卫卫等一大批中青年作家的作品也是各具特色,这些作品虽然不是超级畅销书,但我仍然认为它们也支撑起了新世纪儿童文学的厚度和高度。

  “通俗”和“艺术”的写作虽然都是文学,但是它们还是有各自不同的创作规律和评判标准。如果不把它们放到各自的评判标准下去言说,而仅仅以小读者的喜欢与否成为惟一的评判标准,这将造成误读。对于当下的中国儿童文学来说,不是“通俗”类的儿童文学作品太多了,而是在庞大的数量之中可资筛选的精品太少了。尽管侦探、冒险、玄幻、校园等等类型化的作品很受读者欢迎,但是,我们依旧不能说我们已经有了成熟的类型化作家。

  ——“童年文学”的风光与“少年文学”的黯淡。早在上世纪80年代,评论家王泉根提出了儿童文学应该分幼年文学、童年文学和少年文学三个层次。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少年文学一度十分兴盛,形成了“两头大中间小”的格局——即幼儿文学和少年文学多而童年文学少。但新世纪以后,随着杨红樱的走红,适合小学生的童年文学迅速兴起,这本来是件好事,改变了过去不均衡的格局,但是,旧的空白填补了却又产生出新的空白——一度繁茂的少年文学衰落和黯淡了。那么原本看少年文学的那些读者跑到哪里去了呢?这就牵涉到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另一个重要现象——低龄化写作。社会生活令人头晕目眩的高速变化,造成了儿童文学作家们对于这一代人生存状态的陌生。因而这一代成长起来的孩子就只能“自己写自己”。在新世纪,韩寒、郭敬明、张悦然借助新概念作文大赛这个契机脱颖而出,使得低龄化写作现象演变成了一个更广范围内的文学现象,就是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80后现象”。他们几乎一夜之间就抢走了“少年文学”这块地盘,易帜为“青春文学”,把“少年文学”原本的读者群成功地吸引到了他们身边。传统儿童文学作家或许会以“80后”的文学技巧尚显稚嫩来掩饰,但是,韩寒小说中所传达出的对于应试教育的叛逆,郭敬明小说中无处不在的孤独、伤感的情绪,提示我们对于他们生存中的困境和他们内心的渴求,确实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2011年年末,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召开了“儿童文学与后儿童时代的阅读研讨会”,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怎么收复“少年文学”这块失地,这是沉默了近10年的儿童文学界对这个问题首次做出公开的回应和认真的探讨。

  ——“市场”的扩大与产品结构的不均衡。出版和发表阵地的迅速扩张,使得儿童文学作家们显得紧俏起来。但出手太快的稿子难免有欠缺打磨的遗憾,而缺乏竞争的队伍,常常会在艺术上产生惰性。商业化的写作氛围也容易让创作心态变得浮躁,作品艺术质量变得粗糙。为了追求畅销,新世纪儿童文学一度出现都市化、贵族化的倾向,淡化苦难,取消写作的难度,追求消遣的娱乐的消费主义的写作。儿童文学本应该是最具同情心的一种文学,如果儿童文学不关心弱者,只供一部分孩子消费,满足他们的消费欲望, 那么儿童文学必然丧失其敢于担当的天性。幸运的是儿童文学界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不久这一倾向就得到遏制和转变。

  在市场的指挥棒下,这些年儿童文学的出版讲求规模和速度,无论是经典还是原创,大都以“丛书”的形式出现。或者是一批作家集体亮相,或者是一个作家的一系列作品同时出版。相比之下,单行本的出版就显得比较冷清。这些丛书的策划出版显示了少儿出版的实力和魄力,好处是让很多经典作品能够全面地展示给读者,让很多年轻作家得以集中亮相。但有些丛书,尤其是作家个人系列作品,也容易造成形式上的宏大和内容上的贫乏之间的矛盾。一个作家,短短的时间内就推出一套甚至几套书,每一套又是好几本,拿在手中,有时会有“鸡肋”的感觉——书中时不时会显现出作者的才情,但是,这些才情被稀释了,摊薄了,题材也趋于同质化。艺术贵在创新,这些丛书的一个致命伤在于单调与重复。

  这些年来儿童文学在出版数量上是相当繁荣的,但在体裁和题材上比较单一。受出版社青睐的基本上以长篇作品为主,在长篇中,又以校园小说为主,在校园小说中,又是以“顽童”为主角的适合小学生阅读的热闹型校园小说为主,因此,撇开长篇儿童小说惊人的发行量,我们会发现,对于儿童生存状态的反映、对于儿童文学艺术的探索来说,“短篇”创作包括童话、诗歌、散文等门类所取得的成就远远地被忽视和低估了。

  ——寻找艺术生长点的热望与跑马圈地的浮躁。前面已经提到,在西方儿童文学的影响下,“幻想文学”和“图画书”这两个文体在中国发展势头很盛,这些探索开拓了创作和出版的空间,使之成为新世纪儿童文学新的艺术生长点。但是在市场的指挥棒下,出版社和作家一味地想用新颖的形式吸引读者的眼球,似乎没有足够的耐心沉淀下去,而只有跑马圈地的浮躁。这使得一种文体还没有得到充分开掘就匆匆地一掠而过,比如校园小说流行了好多年,但基本上是对杨红樱模式的复制和跟风,使得这个类型的小说在“淘气包马小跳”之后没有产生更有深度和力度的好作品,但创作和出版的风向却已经开始转向动物小说了。2011年的动物小说也开始出现跟风和同质化的问题。到了2012年,动物小说的风头似乎又被幻想文学抢走了不少,网游文学、微童话等等也吸引了不少眼球……多元化的发展是繁荣的标志,但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圈了地只浅浅挖几个坑就走,不肯下力气打出甘美的泉水,实在是有浪费资源之嫌。

  ——理论批评的有效引领与研究人才的匮乏。儿童文学的理论评论人才屈指可数,但就是这样一支小小的队伍,却对新世纪儿童文学这艘高速行进的航船起到了很重要的引领作用。事实上,新世纪很多儿童文学创作的探索实践都曾有过理论的预演。如《中国儿童文学五人谈》一书就是来自曹文轩、方卫平、朱自强、彭懿、梅子涵等5位学者在2000年的一场对谈,后来的图画书、幻想文学等等的兴起都验证了这本书对于新世纪儿童文学图景所具有的神奇的预言性质。评论家束沛德、樊发稼、王泉根等对于儿童文学创作全局的宏观把握;刘绪源、朱自强、方卫平等对于文学性的执著坚守,对创作走向的理性目光和对文学现象的犀利分析;梅子涵、彭懿等对世界范围内经典儿童文学作品的普及与推广;青年评论家李学斌、安武林、谭旭东等新锐的洞见……他们默默的耕耘和鲜明、客观、独立的批评姿态,赢得了作家和读者的敬意,使理论评论与创作形成了良性互动。然而,相对于活跃的儿童文学创作,理论批评的队伍实在是太小了,无法形成集团军的规模,去对很多现象和问题进行更为全面而深入的挖掘。

  反省与展望:儿童文学的未来发展走向

  写到这里,突然记起不久前的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也许没有哪一届奥运会的开幕式能像伦敦奥运会那样包含如此多的儿童文学元素了:彼德·潘、哈利·波特、随风而来的玛丽阿姨……与其说这是英国给予儿童文学的无上光荣,不如说是英国儿童文学以自身的实绩赢得了尊严。至少,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儿童文学不能妄自菲薄,它不是小儿科,它不该被歧视,因为它创造的人物形象可以成为国家形象的名片;它能成为文化产业的支柱——只要看看《哈利·波特》所创造的经济效益就可以了;它还能成为人类的精神财富一代代传承下去。我们只有站在这样的高度上,来检视和期许我们的儿童文学的未来,才能不仅仅满足于发行量的提升,而是期待我们也能创造出为全世界所熟知的人物形象,我们也能拥有自己的达尔、C.S。刘易斯、J.K。罗琳……

  ——重视儿童文学的人文情怀。从最近出版的一些儿童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坚守人文情怀,少些商业化的味道,正在成为一种越来越明晰的写作理念。表现在艺术趣味上,就是以前流行的搞笑的、滑稽的、热闹的元素,正渐渐被一种硬朗的、关注少年儿童内心成长经验复杂性的写作所替代,这其中包括了对农村留守儿童等新生社会问题的关注,包括了动物小说和乡土小说的重新崛起。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梅子涵说:“我们应当羞于把很多随随便便的文字拿来当儿童文学。我们不可以拎来一个‘多元’的词,就把破破烂烂也当成儿童文学。我们心里的儿童文学就是应当很精致,很风趣,很干净,很像金色的向日葵,看着它,一个孩子能知道太阳在哪里,成年人也能知道。我们都不要飞快地写。我们想着安徒生的味道,想着爱丽丝和小王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写作真正的儿童文学理应是朝向那种味道,朝向经典的路途的。”他所提倡的这样一种朝向经典性的“慢写作”,应该成为未来儿童文学创作的一种趋势。

  ——重视与世界儿童文学接轨。我国已经是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的大国,但与之相对应的是我们的儿童文学产品真正进入欧美主流市场的还不多。方卫平说:“国内的文学翻译和出版生态长期存在着‘文化入超’的现象,文学作品译入与译出之间在数量和投入上的巨大失衡被关注多时却始终难以改善。而在儿童文学领域,这一问题的表现或许更甚。当我们的读者越来越熟悉来自世界各国的重要作家与作品的名字时,中国儿童文学留在域外的足迹却显得稀少而又轻薄。”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现状,让我国的儿童文学能够屹立于世界儿童文学之林,这将是在未来的儿童文学发展中迫切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重视数字阅读与数字出版的挑战。如果说过去10年儿童文学界成功应对了市场经济的冲击,那么在今后的日子里,我国儿童文学的主要“对手”之一应该是来自数字阅读与出版的挑战。接力社总编辑白冰说:“儿童文学作家应该密切关注孩子的喜好和行为习惯,在创作好的故事的同时,要考虑到这个故事是否具备多媒体开发的元素。而叫得响、让人记得住的儿童文学人物形象,才是最根本的东西。没有不朽的形象,电子化开发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数字阅读冲击的并不是阅读,而只是阅读形式,儿童作家创造的独特的高品质的艺术形象才是儿童文学生存的命脉。”

  ——重视生活的积累。这是老生常谈,却也是个常谈常新的问题。太低的出版门槛和越来越短的出版周期,不但让写作者没有了艺术锤炼的时间,也失去了走到孩子们中间去了解他们真实生活状态的热情和精力。简单地植入孩子们的时髦用语,简单地站在真善美的道德高地,简单地认为儿童文学就是浅显的文学,就无法捕捉来自孩子们生活中那些真实的、血肉丰满的细节,就不能洞察他们的苦恼与欢乐,就不能写出富有深度的作品,塑造出立体的令人过目难忘的艺术形象。从网络、电视和报纸上得到的二手材料不能取代真实的生活,评论家李敬泽把这种生活称为“二手生活”。我们要驱赶自己的惰性,用自己的心灵从鲜活的生活中直接取材。

  无论社会文化语境如何变化,我国的儿童文学都必须重视提升自己的艺术品质,这是儿童文学能够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

原载:《文艺报》2012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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