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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

孟繁华
 “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是文艺理论家秦兆阳在上世纪50年代写的一篇论述现实主义的著名论文。我在试图评论关仁山的小说创作时,眼前顿时跳出了这个题目。仔细想来,仍然觉得这是评论或概括关仁山小说最好的题目。既然如此,我冒昧地借用一回秦老先生这个伟大的题目。

  关仁山是一位有着强烈现实感的作家。他成名于“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年代,与何申、谈歌并称为河北“三驾马车”。关仁山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引起批评界和广大读者注意并非偶然——势不可挡的先锋文学大潮已经退去,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思想文化空场也已过去。中国的社会生活发生的重大变化被所有的国人所感知,这时,是关仁山等作家首先表达了这一变化,特别是乡土中国的变化。《大雪无乡》《九月还乡》《年前年后》《大厂》《天下荒年》等作品得到了广泛的好评,多次获奖。此后,关仁山转向长篇小说创作,一发不可收,先后创作了《天高地厚》《白纸门》《麦河》《信任》等长篇小说。特别是《麦河》的出版,这是一个转折点,使关仁山的创作有了巨大超越和发展,为他赢得了声誉。当然,这是关仁山经年积累的结果,丰富的创作也使关仁山逐渐显示出了自己独特的个性。

  对乡土中国的持久关注

  关仁山是一位长久关注当代乡村生活变迁的作家,是一位努力与当下生活建立关系的作家,是一位关怀当下中国乡村命运的作家。当下生活和与当下生活相关的文学创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也意味着某种不安全性。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创作就充满了风险和挑战。但也恰恰因为这种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性,这种创作才充满了魅力。关仁山的创作几乎都与当下生活有关。我欣赏敢于和坚持书写当下生活的作家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麦河》,几乎与生活同步。如果没有对生活的密切关注和热情,写出《麦河》是不可能的。

  《麦河》是表现当下乡村中国正在实行的土地流转政策,以及面对这个政策麦河两岸的鹦鹉村发生的人与事。实行土地流转是小说的核心事件,围绕这个事件,小说描绘了北中国乡村的风情画或浮世绘。传统的乡村虽然在现代性的裹挟下已经风雨飘摇,但乡村的风俗、伦理、价值观以及具体的生活场景,并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这就是我曾经强调过的乡村中国的“超稳定文化结构”。但是,乡村中国又不是一部自然发展史,现代性对乡村的改变几乎是难以抗拒的。因此,乡村就处在传统和现代的夹缝中——面对过去,乡村流连往返充满怀恋;面对未来,乡村跃跃欲试又四顾茫然。这种情形,我们在《麦河》的阅读中又一次体验。有趣的是,《麦河》的叙述者是由一个“瞎子”承担的。三哥白立国是个唱大鼓的民间艺人,虽然眼睛瞎了,但他对麦河和鹦鹉村的人与事洞若观火、了如指掌。他是鹦鹉村的当事人、参与者和见证者。三哥虽然是个瞎子,但他心地善良,处事达观,与人为善和宽容积极的人生态度,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某种意义上他是鹦鹉村的精神象征。但作为一个残疾人,他的行动能力和处理外部事务的局限,决定了他难以主宰鹦鹉村的命运。他惟一的本事就是唱乐亭大鼓。但是这个极受当地农民欢迎的地方曲艺,能够改变鹦鹉村贫困的现实和未来的命运吗?因此,小说中重要的人物是曹双阳。这是一个我们经常见到的乡村“能人”,他见多识广、能说会道,曾经和黑道的人用真刀真枪震慑过黑石沟的地痞丁汉,也曾经为了合股开矿出让了自己的情人桃儿。这是一个不安分、性格极其复杂的人物,也是我们常见的乡村内心有“狠劲”的人物。他是当上“麦河集团”的老总以后重新回到鹦鹉村土地上的。他希望村民通过土地流转加入“麦河集团”,实现鹦鹉村的集体致富。

  土地对农民太重要了。历朝历代只有处理好土地问题,乡村中国才有太平光景。对于农民来说,土地分下来容易合起来难。但土地流转不是合作化运动,它是充分自由的,可以流转也可以不参加流转。对乡村中国来说这当然是又一种新的探索。就鹦鹉村而言,由于双羊的集中管理和多种经营,鹦鹉村已经呈现出了新的气象,农民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当然,小说是写人物命运的。围绕麦河两岸土地流转这个“事件”,《麦河》在描绘冀北平原风俗风情的同时,主要书写了鹦鹉村村民在这个时代的命运和精神状态。曹双羊是一个“能人”,但也诚如桃儿所说,这是一个患了“现代病”的人,他被金钱宰制,现代人所有的问题他几乎都具备。但他最终还是回到了土地,对土地的敬畏才最终成就了这个能人。瞎子三哥的眼睛最后得以复明,这当然不是他说的“因果论”。但这个“大团圆”式的结局还是符合大众阅读趣味的。这个人物是《麦河》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他是乐亭大鼓的传人,是一个民众喜闻乐见的人物。在他身上我们才得以感受典型的冀北风情风物。应该说,是这个乐亭大鼓将《麦河》搅动得上下翻飞风情万种。可以肯定的是,关仁山对三哥这类民间人物和乐亭大鼓相当熟悉。他身边的苍鹰是个“隐喻”,这个鸟中之王,因为飞得高才看得远。三哥与苍鹰“虎子”是相互的对象,用时髦的话说,他们有“互文”关系。

  《麦河》中桃儿这个人物我们在《九月还乡》中似乎接触过;她是一个来自乡村的卖淫女,但做过这类营生的人并非都是坏人。桃儿自从回到鹦鹉村,自从和瞎子三哥“好上”以后,我们再看到的桃儿和我们寻常见到的好姑娘并没有不同。她性情刚烈,但多情重义。她不仅爱三哥,而且最终治好了三哥的眼疾使他重见光明。这里当然有一个观念的问题。自从莫泊桑的《羊脂球》之后,妓女的形象大变。这当然不是作家的“从善如流”或庸俗的“跟进”。事实上妓女也是人,只是“妓女”的命名使她们必须进入“另册”,她们在本质上与我们有什么区别吗?未必。桃儿的形象应该说比九月丰满丰富得多。如果说九月是一个从妓女到圣母的形象,那么桃儿就是一个冀北普通的乡村女性。这个变化可以说,关仁山在塑造乡村女性形象方面有了很大的超越。

  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身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国社会及其发展道路的全部复杂性不掌控在任何人的手中,它需要全民的参与和实践。事实证明,在过去那条曾被誉为“金光大道”的路上,乡村中国和广大农民并没有找到他们希望找到的东西。但麦河两岸正在探索和实践的道路却透露出了某种微茫的曙光。但这一切仍然具有不确定性,双羊、三哥、桃儿们能找到他们的道路吗?我们拭目以待。

  努力发掘民间文化资源

  通过对新世纪小说创作的观察和分析,我曾提出了“边缘文化与超稳定文化结构”的看法。这一看法的提出,是缘于大量的小说创作对过去被我们忽略、甚至批判乃至抛弃的文化资源,重新关注并注入了新的理解。这一现象的出现,一方面与西方强势文化的挤压有关,一方面与作家对本土文化新的理解有关。在西方强势文化的挤压和“形式的意识形态”的诱导下,我们的文学焦虑不安,在急于获得西方承认的心理诉求下,只能“跟着说”。这个结果伤害了中国文学的独特性。于是,从本土文化寻找文学资源就成为作家自觉的意识并逐渐形成潮流。关仁山的长篇小说《白纸门》就是在这一潮流中意识和特点鲜明的作品,也是他试图努力发掘民间文化资源的一部分。

  这是一部表现当下农村日常生活的小说,但日常生活仅仅是作家现有经验的文学化呈现。比如当下农村改革的状况,变革的农村在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等等,但我们看到的这些现实的生活在小说中更像是一个“由头”,更像是要通过这些“现实的生活”表达一种非现实的东西;这也是一部表现人性的小说,但这个人性不是我们惯常看到的人与人交往中流露出的善与恶,也不是在突发事件、在戏剧化的场景中所表达的人性极端化的心理或行为。而是所有的人性似乎都被纳入到了一种“规训”的掌控之中,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使人性有了顾忌或敬畏,为所欲为在雪莲湾难以大行其道。

  小说似乎是以麦家祖孙三代人:七奶奶、疙瘩爷和重孙女麦兰子的生活和性格展开故事的,但它又不是一部家族小说。这个家族与雪莲湾的民俗风情有密切关系,甚至可以说,麦家的历史就是雪莲湾的历史,麦家的风俗影响或塑造了雪莲湾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小说的空间在雪莲湾,但雪莲湾的时间源头却是不可考的久远历史。这个历史仍然与麦家有关:“古时候发海啸,雪莲湾一片汪洋,七奶奶的先人会剪纸手艺,平时就在门板上糊上剪纸钟馗,家家户户进水,惟独七奶奶先人家里没进海水。这下就把白纸门传神了,家家户户买来白纸,请七奶奶先人给剪钟馗。明眼人一看,雪莲湾家家户户都是一色白纸门了。”与门文化有关的还有,谁家男人死了,要摘下左扇白纸门随同下葬,女人走了要摘下右扇白纸门下葬,新人入住要重新换上门,贴上七奶奶剪的白纸钟馗。雪莲湾的风俗就这样延续下来。这大概是小说对《白纸门》惟一作出注释的“词条”。其他没有作出注释的“词条”,都隐含在雪莲湾的生活词典里。也许在作者看来,民间生活的秘密是只可意会不可言说的,而这个不可言说的有意“省略”,恰恰是小说的高明之处。

  疙瘩爷和七奶奶是《白纸门》的主要人物,也是雪莲湾“旧文化”的守护者和象征。疙瘩爷不仅面对社会生活严格恪守公平原则,认为公平本身就是对尊严的捍卫,而且在与动物的厮杀搏斗中,也要以公平的方式对待。他杀猎海狗不用现代的火枪,而是用“打狗叉”。他的理由一是祖传的规矩,一是不能干断子绝孙的蠢事。但当他面对“现代”的时候,疙瘩爷不仅不能阻止年轻人的火枪,甚至他也难以左右自己。当他当上村干部之后,他雅努斯式的犹疑和茫然,也出现在他被民间古旧文化熏陶过的沧桑面孔上。传统遭遇了“现代”,传统的无能为力是因为“现代”的无所顾忌。七奶奶虽然敢于出头为村里讨债,但讨回的钱却让村书记买了轿车,“小吕子”书记虽然被绳之以法,但七奶奶的“规矩”还能够制约多少人或多长时间呢?因工厂的污染,雪莲湾大片红海藻“走了”,七奶奶竖起她的白纸门,但七奶奶能够挽留红海藻吗?因此,《白纸门》表达了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冲突,表达了现代没有边界发展的困惑和隐忧,当然,它也检讨了百年来对传统文化彻底排斥、抛弃乃至毁灭的后果。

  因此,《白纸门》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它对民间文化或民俗民风的呈现与描绘。它像“箴言”或“咒语”,它不能改变现实却预言了现实。我们可以说它是“迷信”、是非理性,但它却是雪莲湾的民间信仰。《白纸门》重返民间文化,重新表达对神秘事物的敬畏和顾忌,意义显然重大。

  多年来,关仁山一直在探索不同的写作对象,但他最突出的特点是对现实生活的书写和描摹——《天高地厚》写免交农业税,《麦河》写土地流转,《信任》写科学发展观等等。我要说的是,这些政策不是不能写,但沉淀一个阶段,通过乡土中国的具体实践检验一下,可能会更稳妥或更准确。当年柳青写互助组、初级社,浩然写人民公社,由于他们深厚的生活积累,即便剥离了即时性的动机和热情,小说仍有巨大的艺术感染力。但是,如果《创业史》《艳阳天》没有那些应景即时的政策统摄其间,而只是忠实地书写乡土中国的生活和人物,小说肯定别有一番光景。当然,话又说回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还是《创业史》《艳阳天》吗?关仁山的创作在这个意义上就与柳青、浩然相似到了这样的程度。同时,我不得不激赏关仁山的胆识,他如此热情果敢地追踪当下中国乡村生活的每一步变化,并大胆地预言判断,乐观地预示光明的未来。这与关仁山的历史观有关,也与他对乡土中国、特别是冀东平原的认知、情感有关。事实上,任何一个书写当下中国现实生活的作家,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中国的现代性就是不确定性。要表达现实中国,就意味着冒险和挑战。谁也不是算命先生,但是,如果要表达这个现实,就不可避免地要回答现实提出的问题。这是一个悖论。总而言之,关仁山的艺术积淀已经成熟,羽翼已经丰满,还会在现实主义道路上迅跑上许多年,他还要坚持下去,我可以肯定地说——对关仁山而言,这是一条“广阔的道路”。

 

原载:《文艺报》 2012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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