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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同学管谟业——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谈起

朱向前
    引言

  我与莫言(本名管谟业)可是货真价实的同学,不光是同学,我还是他最早的鼓吹者和诺奖的预言者。自2012年10月11日晚7:20开始,我被一个“莫言获诺奖了!你预言成功了!”的短信振奋以后,随即就被《新民晚报》《解放军报》《江南都市报》《江西日报》等多家媒体的电话和现场采访折腾至深夜。其实,谈的都是一个问题:莫言获奖了,元芳,你怎么看?是呀,作为老同学,你有何见解?我就沉下心来认认真真地捋一捋我和莫言的交往,从而把我所认识的莫言给大家一个真实、准确的版本。对了,10月11日当晚在接受访谈之间隙,我给莫言发去的祝贺短信是:莫奖大成,朱言不虚。

  莫言把我涮了

  那是1984年秋天,解放军艺术学院首届文学系招生,从全军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共招收了35个学员。我当时从福州军区的矮子里面拔将军,捡了一个“大漏”,稀里糊涂就考进来了。结果一报名,方知与当时的大偶像李存葆等一干当红作家成了同学甚至“同居”(宿舍),庆幸之余又不免自卑气短。开学第二日中午去食堂的路上与莫言偶遇,便不免相互打探。我问他姓甚名谁、来自什么单位、写过什么作品,他腼腆一笑,说我叫管谟业,也没写过啥,总参没人,让我顶替来了。当时一听,我心中不免略感安慰,觉得我虽然差,竟然还有比我更差的。遂心生“同病相怜”之感,对他投以怜悯之目光。殊不料,第三天我就发现上当了。在第一次全系会议上,系主任徐怀中先生向大家简略介绍了开办文学系的背景、动机和设想之后,就谈到了生源之雄厚,一一举例说明,其中尤为满意的竟是管谟业,笔名莫言。说他的报考作品短篇小说《民间音乐》为文坛前辈孙犁先生赏识,认为有点“艺术至上的味道”,其中的主人公“小瞎子”写得“空灵缥缈”。结论说,如果当年的全国短篇小说评奖遇到了它,我一定要投他一票。此语一出,全场皆惊,都不免用目光来追逐莫言,只有我惭愧地低下了头,心想,什么“同病相怜”,那纯属美丽误会,其实他没“病”,是我有“病”。这小子挖了个坑,把我装进去了。

  从此,同学们都对管谟业刮目相看,但管谟业坚持沉默是金的信条,一般场合极少开口,真正开始像他的笔名一样,只写而“莫言”了。而一旦开言,就不得了。

  开学不久,徐怀中主任主持一位著名同学的著名作品的讨论会,不期然莫言跳出来放了一炮,对其作品语言大加挞伐,不留情面,语辞犀利得连徐主任都大感意外,不得不宣布中途休会。同学们说,莫言莫言,不言则已,一言惊人。也因此,莫言给自己施加以巨大的压力:你说如此公认的作品都如此不堪,那你写一个好的给我看看。莫言真把自己逼到了绝境。那时文学系的写作浪潮是一浪高过一浪,每个屋子4个人,一到晚上都点灯熬油地干。翌日早餐时就等于是作品发布会,说谁谁谁昨晚又写了一个短篇,谁谁谁又写完了一个中篇,然后又是《收获》《昆仑》哪里哪里要发头条。直听得我辈心惊肉跳。此间,莫言不动声色,每晚悄悄溜进阶梯教室里埋头笔耕。待到年终,终于“爆料”:莫言写出一个中篇小说,徐主任如获至宝,亲自将题目《金色的红萝卜》改为《透明的红萝卜》,并推荐给《中国作家》主编冯牧先生,随后就是这颗小小的“红萝卜”轻轻地撼动了中国文坛。

  我为莫言改了行

  今天回过头来看,坦白地说,当时我们只觉得《透明的红萝卜》好,清新、灵异、空濛、缥缈、诗意,但要从理论上说个一二三也都晕菜。当时也就《中国作家》为此召开了座谈会,会后发了个纪要而已。待到1985年秋,我从老家度完暑假返校一看,出大事啦!因为我一下子读到了莫言集束手榴弹般抛出的短篇《秋千架》《枯河》《大风》,中篇《球状闪电》《金发婴儿》等一批作品,这些作品彻底把我征服了。我当即作出两个判断:这是新中国以来写农村题材最好的小说;我遇到了在创作之路上永远不可能逾越的高峰。第一个判断让我兴高采烈地到处宣讲,与同学们分享,结果却遭到普遍的质疑,甚至抵制。大意是,莫言写得有那么好吗?这么年纪轻轻地就超越了柳青、周立波、浩然?你朱向前算老几,你凭什么敢如此放言?这下子,无疑等于我也给自己施了个压,逼上了绝境。怎么办?说不清、辩不明,那就写,写出个甲乙丙丁、子丑寅卯,而且,这又正好暗合了我心底里的第二个判断,既然认定碰到了不可逾越的高峰,咱不越了不行吗,咱改行。不搞创作了,咱改写评论,不攀越高峰,咱赞美高峰。一下子柳暗花明,豁然开朗。

  1985年金秋的一天,我到隔壁莫言宿舍,对着正埋头写作的莫言一拍肩膀,他转头问我,干吗?我说:你能否将你目前发表的所有作品借我一套?莫言再问,你要干吗?我说,我要研究你。

  今天,为作此文,我查阅了一下,我关于莫言的第一篇创作论《天马行空——莫言小说艺术评点》,1.5万余字,写于1985年10月10日至25日,刊发于《小说评论》1986年第2期。应该说,这是我主动迈出文学评论的第一步,也是当时中国文坛上关于莫言小说最早的比较全面、系统的作品论之一。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我深知近水楼台先得月,身在福中要惜福的道理,密切跟踪阅读、研究莫言新作,仅在1986年前后就陆续发出了《红高粱:穿越历史的悠长召唤——兼谈历史战争题材创作中的当代意识》(《解放军报》1986年7月23日)、《在传统堤岸与现代潮流之间构筑自己的世界——莫言小说“写意”散论》(《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第4期)、《莫言莫可言》(《昆仑》1987年第1期)、《马、猫头鹰、牛犊——为“莫言游戏”作注》(《作家生活报》1987年1月25日)以及《莫言:“五老峰”上种“高粱”》(《长河》1988年1月创刊号)等长长短短一批文章,共约5万字,基本上都成为刊发最早的莫言评论。其间,影响较大的是为《人民日报》写的《深情于他那方小小的“邮票”——莫言小说漫谈》,载于1986年12月8日,通栏标题,占了大半个版。此时电影《红高粱》已捧得柏林国际电影节的金熊大奖,莫言的影响也一下子溢出了文学界乃至国界,《人民日报》为此拉了一张十几个评论家的名字来甄选,最终选中了我。所以,我得以在1986年短短的一年中摇身一变成为青年批评家,确实是因为搭上了莫言的快车道。事后莫言回忆道:“我大概可以惭愧地说,朱向前的文学批评是从批评莫言起步的。”(《部长·教授·批评家》,《中国文化报》2001年12月13日)此话真不假,我要感谢他。

  “三剑客”的“风波”

  正当我准备乘胜前进,在莫言研究上大展拳脚、再露几手的时候,莫言的突然变化、转向和加速都使我跟不上趟。具体来说,就是自《红高粱》之后,从1987年开始,莫言连续地抛出中篇小说《欢乐》《红蝗》《白棉花》《父亲在民夫连里》;长篇小说《食草家族》《十三步》《天堂蒜苔之歌》《酒国》等大量作品,大都让我读得大费周章或大失所望,从渐失阅读快感到难以卒读,直至两条平行线交叉而过,渐行渐远。也因此,我放弃了“话语权”。一是他的艰深、晦涩、诡异难以破解,我也无意破解;二是要么批评,要么无话可说,可是批评又何苦来呢?所以,自1987年后的几年中,我对大红大紫、毁誉参半的莫言未置一词。直到1993年,当我做《新军旅作家“三剑客”——莫言、周涛、朱苏进平行比较论纲》时,才不得不下决心写下了一章近8000字的批评意见《莫言:“极地”上的颠覆与徘徊》。文章开宗明义地指出;“我再也不能保留我的看法了,我必须直率地说出我对近年莫言创作的批评意见:‘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成在以极端化的风格独标叛帜,败在极端化的道路上过犹不及;因此,他在创作状态巅峰的极地上和艺术风格的极限上颠覆了自己,也迷失了自己,至今陷入一种失落美学目标的躁动与徘徊之中。”(《朱向前文学理论批评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1页)该文企图对莫言的“超极端化写作”思路作出清理,并探究其根源与失误。判断主观、出语激烈是难免的,但坦诚相见、与人为善也是肯定的。该文最后一段还纠结地写道:“老实说,作为莫言的同学和最早的热烈鼓吹者,我在如实地描述完我对近年莫言创作嬗变的真切感受后,心境颇为复杂。但是无论如何,我的全部的批评并不意味着我对莫言产生了江郎才尽之感。我对莫言巨大才力的信服至今没有动摇。短短几年之内,他能先后成为批评界惊叹和诘难的焦点并以此构成新时期文学进程中的特殊景观,正是因为他的才气太大而不是相反。我不苟同他近年的创作路向也仅仅是出于这样一种比较:比较他曾经达到的高度,比较他表现出来的天纵才情和人们对他的深厚期望。甚至我一边写着这些文字一边还禁不住地想,也许是我的判断失误,如果时间将作出这样的证明,我倒情愿如此”。(同上第50页)

  “三剑客”以她宏大的篇幅和给“三剑客”阶段性总结性“定位”的野心以及诚恳和勇气,特别是对莫言的尖锐批评,在《解放军文艺》1993年第9期一经发表,便引起了强烈反响。作为我和莫言共同的恩师徐怀中看后不无感慨地说:“既深入剖析了作家的优势及创作个性,也尖锐指出了局限性。称颂作家的成就和艺术才华,惟恐遣词不够重量。触及其病症,又出语激烈,不留余地。所持论点是否得当,大可讨论。但如此坦诚相见,直言不讳,足以显示一个批评家应有的品格。”(徐怀中《两个车轮一起转——序〈军旅文学史论〉》,《解放军报》1999年1月5日)资深的批评家陈骏涛先生则读出忧虑:“当我读到这些批评的时候,一方面觉得痛快淋漓,一方面却又不无担心:会不会因此造成莫言的反感,甚至莫言与向前的反目呢?”(《在理论和创作之间——朱向前和他的〈黑与白〉》,《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1期)陈先生过虑了。此间虽然我与莫言有一年多未见面,时或也有种种传言,其一说莫言发了一篇文章在哪里哪里,题目就叫《随他说去》,其中语多不屑与轻慢,还有好事者要找来送我看看,是否也回应一下,都被我一笑拒之。幸好流言止于智者。1994年冬天的一次全军长篇小说研讨会上,我记得我提前到,头天下午去报到。进了院子正好见到莫言独自一人在百米外散步,我一下车,他就看见了我,我们双方几乎是小跑着趋前握手,气氛略为夸张但并无芥蒂之感,只是没有触及“三剑客”这个话题。交谈中,他委婉地作了一点解释,就是说这几年作品在国内不被看好,但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翻译不少,颇受欢迎。我听出的话外之音是“求仁得仁”,他有他的预设目标,他也成功了。

  多年以后,莫言在写我的文章《部长·教授·批评家》里面,首次提及该文:“后来,他的那篇长达4万字的《新军旅文学三剑客》的大块文章发表,在批评界及至文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因为这篇文章中涉及到我,所以认真地阅读了。在军旅文学领域内,从作家的出身入手来研究作家的创作,以作家的出身为依据来比较作家的创作,是朱向前的一大发明。尽管文中诸多观点在我看来有点牵强,尽管把我和另外两个作家拉到一起进行比较有点勉强,但我还是被这篇皇皇大文的语言勇气所折服。这篇文章又一次让我想起朱向前的辩才无碍和他热衷的出语惊人的姿态。其实,文学界无所谓对错,只要能自圆其说就是对的。我只能辨别出有无才气的批评文章,分辨不出、也不愿分辨正确与否的批评文章。毫无疑问,朱向前的这篇宏文是才气横溢的,是有胆识有灵魂,当然也是对我有启发有教益的,当然也是我赞赏的。”显然,莫言对我的观点多有保留,但他能包容、不排斥,这就足以显示他的雅量高致和大家风范。

  我看莫言创作的“三个阶段”

  虽然我在“三剑客”中猛批莫言,但这恰恰是因为“爱之深,责之严”,我就是以一个天才大师的标准来看他的。文中动辄称他为“天马行空”、“天纵才情”、“天之骄子”,这在我至今近30年的批评生涯中是绝无仅有的,并在当时的课堂上结合讲授“三剑客”时多次声称:中国今后如有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第一个非莫言莫属。尤其是1994年诺奖颁给了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他在授奖词中坦言:如果让我推荐一个亚洲作家,那就是莫言。这就是大江的胸襟与慧眼所在,也是他的自知之明和知人之明所在。在我看来,莫言比大江就写得好多了。由此也更加坚定了我对莫言获诺奖的信心,觉得只是个时间问题。

  我再次赏心悦目、心潮澎湃甚至拍案惊奇地阅读莫言,已经到了世纪之交了。这时候我虽因俗务缠身,阅读量大为减少,但因为从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开始连续介入初评委、评选工作,几乎届届都遭遇莫言,从《檀香刑》到《四十一炮》到《生死疲劳》到《蛙》,我又成了莫言作品的坚定拥趸和忠实粉丝,以至2006年借莫言获亚洲福冈文化奖之机还组织研究生专题讨论了《生死疲劳》。在讨论会上,我首先讲了如下一段主持词:

  亚洲福冈文化奖旨在表彰“在保存与创造亚洲独特多样性文化方面”取得杰出成就的个人。授予莫言的理由是,莫言以独特的写实手法和丰富的想象力,描写了中国城市与农村的真实现状。颁奖词高度称赞莫言说,“他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旗手,也是亚洲和世界文学的旗手,他的作品引导亚洲文学走向未来”。恰巧,大江健三郎最近也在中国访问,在几个场合都表示,不久的将来,中国一定会有人获诺贝尔文学奖,而莫言就是非常有力的候选者。种种迹象表明我早在10年前对莫言终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预言正在一步步接近现实。(《横看成岭侧成峰——关于莫言〈生死疲劳〉的对话》,《艺术广角》2007年第1期)

  通观莫言的创作,近30年来,他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道路选择上,也走过了一条螺旋式的发展轨迹,粗略看来,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 世纪80年代中期的《透明的红萝卜》《枯河》《白狗秋千架》《老枪》《大水》《金发婴儿》《球状闪电》一直到《红高粱》《爆炸》。可以说,莫言在瞬间找到了自己,凭着悟性、天分和激情迅速进入了爆发期。他的表达风格基本上是民族的,同时又受到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福克纳的“邮票意识”和克洛德·西蒙感觉开放等外来影响,始终在“审美图式”的边缘进行创新与突破,若即若离,掌握分寸并拿捏到位。作品内容是民间乡村故事,尤其是莫言自己刻骨铭心的体验。《透明的红萝卜》出自天然,《红高粱》走向极致,从想象方式到语言方式初步形成莫言风格,以中国气派为中国农民写意造型。我对他这个阶段是高度肯定的,甚至前几天与老主任徐怀中通电话,他还不无怀念地坚持认为,莫言至今写得最好的作品,仍然是《透明的红萝卜》。那种质朴、纯净和诗意,一派天籁之音,不可复制。我亦深有同感。

  第二阶段的创作是继《红高粱》之后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大约10年间,莫言开始进入长篇并剑走偏锋,在追随西方化的道路上过犹不及,主要作品有中篇《欢乐》《红蝗》,长篇《食草家族》《十三步》《酒国》《天堂蒜苔之歌》等。特点是有点刻意追求形式的现代与西化,加之感觉的泛滥和语言的膨胀,以及想象的重复,造成了作品阅读中一定的紊乱感和晦涩感,作品开始疏离读者,也遭到了批评界包括我在内的严肃批评。但也许在莫言看来,这些作品虽然在国内没有市场、没有读者,甚至大学生也不看、批评家也不待见,但是在国外却颇受欢迎。言外之意是求仁得仁。如果作为一种策略,倒也不失为明智之举。事实上,从视角到结构到修辞,这些偏西化的作品更得西方的青睐,帮莫言大规模进军西方起到了重要作用,对最后得诺奖也功不可没。但我并不因为他今天获得了诺奖就收回当年的批评。

  第三阶段,从世纪之交的《檀香刑》开始,莫言又回归了传统。那个很熟悉、很亲切的莫言又回来了,回到了本土、回到民族、回到了民间、回到了说唱艺术,就像莫言在《檀香刑》后记里所宣布:“我要大踏步后退”。我不敢说这是我们的批评对他起了作用,但我敢说,这是莫言在新世纪寻找中国文学发展道路所作出的一种很宝贵的调整和修正,这就是要走一条民族的道路、民间的道路、本土化的道路,在最传统的形式中表达最当代的理念,讲述最中国化的故事和经验,包括《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蛙》等都属于第三个阶段。

  尽管读者对莫言的作品褒贬不一,尤其在他获诺奖以后,对他作品的评价更是出现两极分化,但这正说明了莫言的丰富性。而且据我看来,作家其实无所谓对错,很难说正确的作家或错误的作家。我情愿说一个有没有深度的作家,或者说越是复杂的作家,越是有争议、有矛盾、有阐释性的作家便越是有价值的作家。从2011年《蛙》获中国文学最高奖茅盾文学奖到2012年折桂诺奖,恰恰说明了莫言的广阔。

  我猜莫言获奖的五个理由

  第一,一个伟大的作家必须是恢弘的、长江大河式的,如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肖洛霍夫等等。莫言的创作对20世纪中国农村的历史变迁、风土人情、人物命运等作出了全景式的描摹,创作内容丰繁而全面,显示出宏大的史诗气象。首先是体量庞大,成果丰厚:11部长篇小说、100多部中短篇小说,若干部散文集、评论、演讲集和话剧、影视剧本创作,作品总量多达约800万字,文集可出到20卷。而且在长、中、短篇小说、散文,在话剧、电影各个门类中都有精品、经典,甚至是顶尖之作。比如中篇《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球状闪电》《爆炸》,长篇《檀香刑》《蛙》《生死疲劳》,短篇《枯河》《白狗秋千架》《奇遇》《倒立》等等,都是杰作。散文《忘不了吃》是我迄今见过的写饥饿写得最为传神的文章。他参与的电影《红高粱》《太阳有耳》,分获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和银熊奖,根据小说《白狗秋千架》改编的《暖》获东京国际电影节金麒麟奖。如此大体量、高品质,并且这么全面,恐怕罕有其匹。

  第二,作家超常的人生记忆力和想象力。光有经验,易拘于死板;光有想象,易流于虚飘。具有经验与想象的完美结合,才是一个优秀小说家的先决条件,二者缺一不可。莫言的书写深入扎实,力透纸背而又天马行空,神幻奇谲,融入了自己深刻的生命体验,显示了他超乎常人的人生记忆力和想象力。我阅读莫言的乡村小说,从早期《透明的红萝卜》到中期的《丰乳肥臀》,直至晚近的《生死疲劳》等,无论是天、地、人、畜,还是乡风民俗,无论是节气更迭还是四季景观,无论是农事稼穑还是邻里纠纷,从一草一木到一花一叶,从大牲口到小青蛙,乃至一只夏日黄昏的蜻蜓停留在荷叶上眼睛转动时折射出夕阳的反光,都栩栩如生,活色天香,传神写意,纤毫毕现。浑厚多彩如油画,细致精微似工笔,让人叹为观止。那简直就是中国北方农村生活的教科书加高密东北乡的芥子园画谱。按说,有过莫言这样乡村出身和生活经历的人何止千万,成为了作家的恐怕也不下四位数,但能从笔下呈现出如此斑斓多姿的中国北方农村原生态图景的却凤毛麟角。这当然关涉到一个作家才华秉赋的高下,而这才华秉赋的重要标志就是人生记忆力和想象力。

  第三,塑造出大量的独特的人物形象,并在人物塑造中探究人性的深度。纵观莫言作品,已经为我们拉出了一个长长的北方中国农村的人物画廊,其中喧腾着、活跃着数百个命运迥异、性格卓异的各色人物,像“黑孩”、“我爷爷”、“我奶奶”、“上官金童”、“母亲”、“蓝脸”、“姑姑”等等,都成了中国农村人物的经典。同时,莫言又始终是站在人的角度上来写人。他写出了20世纪中国北方农村农民的苦难、悲惨,更写出了他们在苦难悲惨下面蕴藏的勃勃生机和顽强坚韧的生命伟力,写出了一种中国民间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同时,莫言又注重对人性探究的深度,几乎每一部小说都着力揭示了人性的光明与阴暗,始终在以一种清醒的姿态拷问着故乡土地上生存着的灵魂,且生动而完满地表达了对置身于大环境之中人的苦难与挣扎和对人性的拷问、关怀和悲悯。

  第四,独步天下的语言风格和意象营造。以超常的记忆力、想象力和奇异的感觉为基础的莫言语言,具有一种汪洋恣肆、披头散发、璀璨炫目的“焰火”效果。读他的作品,就像观赏一场场创意独特的语言焰火,具有强烈鲜明的个人标识。同时,他又能在不同风格的叙述中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即便朴实如二踢脚,它的沉郁顿挫、猛烈、宏大仍然不同凡响,让你一眼就看出这是莫言。与此相同的是,他的每一部作品的意象也大都具有原创性、突破性和不可复制性。从早期《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以及金色的红萝卜,到汪洋血海般的“红高粱”,到《丰乳肥臀》的母亲与大地,到《檀香刑》再到《生死疲劳》的“六道轮回”……可以说,莫言的多数小说所选取的意象都能够覆盖主题,而且这个意象是丰富和复杂的,且在作品中得到完整而丰满的表达。像这样一部一个样,始终不重复自己的作家,在当代中国文坛也属个案。

  第五,善于借鉴,中西合璧。莫言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根系的作家,但他又极善于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学的手法:在文学领地的构建上吸收福克纳的“邮票说”,在高密东北乡建构自己的文学王国;而“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则来自马尔克斯,又与中国神魔大家蒲松龄等相嫁接;同时,他还接受克洛德·西蒙的影响,开放身体感官的写作,打通了五官的全方位感知,即融合了听觉、视觉、触觉、嗅觉、味觉的立体体验,超越了许多传统作家视觉和听觉的二维描写,如此等等。虽然新时期以来,国门洞开,学习借鉴甚至模仿成为当代中国文坛一大景观,但纵观下来,借鉴成功得法甚至超越者寥寥。要么一味模仿,最后丢了自己,如部分先锋派;要么一味固守,不免显出老旧,如少数乡土派。而莫言虽然主要是描写中国农村,但却又把土得掉渣的农村题材处理得相当洋气,也就是说他现代的叙事方式和结构的奇妙独特,狂放的想象力以及个性鲜明的语言特质等等,都容易被西方的翻译家、汉学家及广大读者所接受。这种风格在其他同样书写农村题材的作家当中是罕见的,也是独树一帜的。因此,莫言不仅超越了同时期的本土作家,还超越了同时代的许多外国优秀作家,甚至包括部分诺奖得主,这也正是我敢在20年前断言莫言必获诺奖的重要依据。

  莫言获诺奖的三点意义或启示

  第一,莫言一小步,中国一大步。虽然诺奖并不完美,甚至有重大遗漏,比如托尔斯泰、高尔基、左拉、瓦雷利、易卜生、契诃夫、卡夫卡、茨威格、乔伊斯、普鲁斯特、芥川龙之介、三岛由纪夫、劳伦斯、哈代、博尔赫斯、卡尔维诺、里尔克、纳博科夫、庞德,等等。这显示出诺奖的局限性和政治、文化偏见。但总体来看,诺奖还是涵盖了20世纪很多世界级优秀作家,而且他们逐步接纳了拉美及东方包括这次的莫言,说明他们也在不断克服自己的歧见和局限,显示出更广阔的包容性。同时,诺奖毕竟是百年老字号,一个奖项的权威性和影响力,除了公正、精准外,还需要稳定性和连续性。这次诺奖颁给莫言,对他个人而言,也许是一小步,但对于当代中国文学乃至文化而言,却是一大步。从一定意义上说,以莫言为标高的当代中国文学得到了世界文坛的认可,全世界对莫言、对当代中国文学乃至当代中国甚至中华文明也会刮目相看或重新考量。事实也确是如此,莫言的成功,往远里说,有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浸染;往近里说,有百年中国新文学的传承发展,还有若干被提名作家如林语堂、老舍、沈从文等前辈的托举。再加上30年来中国的整体崛起,谁也不能忽略中国的存在,真是天时地利人和。

  第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自我提振和对中华民族传统(含民间文化)文化的重新认知。不可否认,随着读图乃至网络时代的到来,加上商品社会的效率原则,造成浅阅读的流行和文学的边缘化。文学界部分人士的自轻自贱再加上部分国外汉学家的歧见(如德国汉学家顾彬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垃圾论”),一段时期以来,当代中国文学被弄得灰头土脸,不少好小说家纷纷下海“触电”。当此之际,抗击商潮、几十年坚持纯文学写作的莫言获奖,不仅让中国当代文学的作家们和理论批评家们为之一振,更让人们重新认识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文明软实力的力量和威力,以及重新寻找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历史方位和目标设定。同时,吸引国人关注莫言、关注莫言作品乃至整个当代文学,甚至思考“文学是一切艺术之母”的命题的当下意义。据《手机报》调查,有59%的人为莫言获奖感到自豪,这是一个客观、理性的,同时也是令人鼓舞的比例,它释放的是正能量。就像我在1996年撰文,提出“四不主义”,其二即是“中华文化不必妄自菲薄”,其三即是“世界文学不能缺少中国”。(《文学生长点:世纪之交的寻找与定位》,《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今日回望,信然。

  第三,加大“走出去”文化战略的实施力度,进一步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软实力。虽然近年来,中国的电影、绘画、摄影、音乐、舞蹈、戏剧等种种艺术门类频频走向世界并且摘金夺银,但文学因为跨语言沟通的翻译局限,情形颇为纠结。众所周知,中华文明之所以能维系五千年不堕,与汉字、汉字思维关系极大。如“明”字,左日右月,加起来大放光明,这种象形文字的一字多义现象在拼音文字中是不可想象的。所以,100多年前,美国语言学家范尼诺萨就撰文力挺汉字,认为因其象形的具象性,更能记录和反映人的思维过程,因而也最适合用于诗歌和文学创作。但是又如张承志所言:美文不可译!更何况文言文、唐诗宋词、《红楼梦》。把《菩萨蛮》翻成野蛮的菩萨,这是哪儿跟哪儿,八竿子都打不着嘛。古典诗词一翻出去,除了基本意思还在,其言简意赅、精简传神及音韵、节奏、对仗、平仄等等妙处全完,真是“妙处难与君说”。所以,也有人说,莫言能得奖是因为葛浩文和陈安娜等人翻译得好,此说有一定道理。但现在好的双语翻译何其少啊。即便有(如2009年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匈牙利,有一个匈籍华裔作家余泽民就译了不少当代中国小说),却又苦于没处出版。所以,国家要在这一块加大投入,宏观调控和扶持。当然,真正要让全世界懂得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精妙、精微,接受者必须达到汉语的高中水平,如大山、朱利安、郝歌,到那时候,中华文化必将化成天下。这个时间,我估计要50年。所以,三三归一,再回到莫言得诺奖,我的结论是——

  结语

  近30年前,我说莫言“天马行空”;近20年前,我说莫言终将获得诺奖;今天我要说,莫言不是一个精致的作家,但是一个丰富的作家;莫言不是一个理性的作家,但是一个深邃的作家;莫言不是一个完美的作家(“不完美”不仅仅指他某个阶段的偏执与极端,也包括他的特长即特短,如感觉泛滥、语言缺乏节制等等),但是一个伟大的作家。由于翻译的局限(美文翻译的损耗和翻译量极少,如莫著译者陈安娜撰文称,瑞典只译了《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苔之歌》《生死疲劳》3本书,除诺奖评委外,一般读者完全不了解莫言,而除日文外其他语种所翻译的莫言作品恐怕加起来还不到其总量的二分之一),所以当今世界文坛对莫言的认识还远远不够。因为,还很少有哪一个作家能像莫言这样,一颗天才的种子在最苦难也是最丰饶的土地上生根发芽,饱受着五千年东方古老文明的浸染,又经受着20世纪末欧风美雨的洗礼,终于长成一棵花繁叶茂、硕果累累的参天大树。这是一个不可复制的奇迹。因此,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再过10年、20年、30年,莫言的意义和价值将会逐步彰显出来。因为时间终将证明,莫言不仅是21世纪初全世界最好的作家之一,他还必将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最重要的伟大作家之一。

原载:《文艺报》2013年0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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