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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忱而严谨的生命诠释——读《中国知青文学史稿》

孙利迎

  “知青文学”作为当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知青作品在上个世纪80年代井喷而出,继而催生了一批研究论文和专著,但并未确立其固有的文学史地位。研究者多是对某一论题或某一作家进行研究,并且很快转战其他领域。“知青文学”研究在起起落落中期待被系统地总结与书写,郭小东正是完成这一文学使命的不二人选。不同于其他学者对这一研究领域的短暂垂青,他的研究视野从未离开“知青文学”本身,并取得了显著成果。正如作者在这本书的后记里所写:“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面对大量知青题材的文学作品,我开始以一种审视的目光,跟踪每一个可能引发事端的文学现象。此后30年间,我的科研方向和项目选题,基本上没有疏离这个文学主题。”30年的研究积蓄,沉淀成这部60余万字的《中国知青文学史稿》。郭小东及其合作者耗时3年,十易其稿,最终夙愿得偿,也使知青文学作为鲜明的文学史论题得到重视。

  在卷帙浩繁、林林总总的文学史著作中,《中国知青文学史稿》可谓是一部传奇。这里指的是著者和作品的微妙关系,以及这种微妙关系所带来的传奇效果。郭小东15岁便插队到海南黎母山,有着7年的知青生活;此后一直从事知青题材文学创作,是著作等身的知青作家。作为研究对象的一员从事学术研究,自然有着其他学者所不具备的视野和热忱。由知青生活记忆而进行知青文学创作与研究,郭小东的《中国知青文学史稿》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文学担当。他在该书的后记里坦言:“我听到这部尚在进行中的书无声的呻吟,那是无数知青作家生命的呼吸和喘息的声音。从80年代初,我就和这些作家们一起行进,那些呻吟和呼吸,是如此的逼真与熟悉,我能很快又准确地捕捉到他们的气息和生命的搏动。”这种深切的感知,在书中表现为作家对知青文学主体精神状况的重视。

  《中国知青文学史稿》不像作为教材的文学史那般偏向于“史”的方面,并未花费大量篇幅去阐释构成这一文学现象的社会成因,更倾向于从文学方面对之解读。书中在介绍重点作家时,没有一味铺写其生平和著作,而是从整体把握其创作特点,尤重分析其创作所折射出的精神特质。第五章第二节介绍阿城的《棋王》,没有像常见文学史那般平铺直叙故事情节,只抓住王一生“吃”和“下棋”这两个生活细节,阐明小说所蕴含的人生态度及其所具备的普世价值。此外,此书还横向比较同时期作品,从中提炼出一代人的精神特质。诸如《北方的河》《南方的岸》《本次列车终点》等共同表现一代人“寻找”的主题;《棋王》《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等呈现出民族的生存底蕴。郭小东的亲历者身份,使其能够发现并很好把握这种人性的研究角度,为整部著作注入生命的热度。

  亲历者的姿态容易使作者陷入自怜和自恋的旋涡,一味浅吟低唱而忘却其史诗性追求。郭小东在写作时注意到了这点,将对知青文学的热忱内蕴在严谨的学术追求中,外化为《中国知青文学史稿》资料翔实、视野广阔的宏大气魄。60万字的巨著,几乎囊括了知青文学所涉及的方方面面。郭小东采用题材决定论,重新界定了知青文学的概念:“结合‘知青文学’的自身演变,‘知青文学’就是以上山下乡为题材,展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生产生活、思想感情与精神风貌的一种文学样式。”这里采纳“题材决定论”,而不强调作者的知青身份,大大扩宽了知青文学的研究领域,也使该书涉及的资料更为全面。资料的全面必定加大论述的难度,若是按照历史时间线性排列,不免流于程式化而降低论述的灵活性。所幸,作者注意到文学史本身的连续性,采用逻辑时间构筑全书框架,论述严谨而不僵化。“可以把1942年以降、1968年以前,称为前知青时期;把1968年至1979年这一阶段称为知青运动时期;1979年后称作知青后时期。知青后时期又可作细分:知青记忆时期(80年代),知青后时期(90年代),后知青时期(21世纪以降)。”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了文学的工农兵方向,为知青文学的发端埋下了伏笔。这种划分时期的方式,自然是以知青文学的逻辑时间为依据。全书构架以这五个时期的小说为主体,每个时期并非严格按照某一程式要求,线性罗列作家作品,而是以论题的形式排列开来,每一节单独拿出都是一篇完整的论文。这种排列方式并不忌讳材料的反复使用,读者便得以由不同的角度了解作家作品。

  此外,《中国知青文学史稿》包括多种体裁,除小说外,还收录了相关的诗歌、影视、纪实文本和出版刊物, 其包罗万象由此可见一斑。作者在创作时具有强烈的经典意识,即一种表现时代的历史责任感与文学担当,这种经典意识也当真促成了此书的学术厚度。(孙利迎)

  (《中国知青文学史稿》,郭小东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10月出版)

原载:《文艺报》2013年0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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