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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没那么痛

杨澜 朱冰

  男性创业者容易被金钱和规模的诱惑拉下水,女性创业者往往显示出更大的耐心与坚持。她们越做越自信、越坦然,可以做八分就做八分,可以做六分就做六分。

  ——杨  澜

  人们总在问男人如何成功,好像他们不需要幸福。企业家们热衷于学习西方的企业管理、市场经济规则,乃至哲学和新教伦理,却似乎对家庭伦理不太感兴趣。没有人问他们为什么晚上不回家吃饭、为什么不知道孩子上几年级,或者为什么总是单独出席社交活动。2012年年初,我采访王石时问过他这个问题。他迟疑片刻,说这是私人问题不方便回答。其实我当时并不知道他会在半年后离婚,我问的是个人观念而非隐私。

  “他们总在问女人如何幸福,好像女人的成功不是一种幸福。”张小娴在她的微博里这样说。美国驻华大使夫人李蒙惊讶于一家时尚杂志的编辑问她的第一个问题竟是“你是如何找到一位完美的男人的?”于是每个事业成功的女人都要无数次回答“事业与家庭哪个对你更重要?”如果她恰巧未婚或是离异,人们就会怜悯地看着她,眼神里写着两个字:不值。如果她没时间去接孩子放学,她就会认为自己不是称职妈妈。

  在小时候读的童话中,白雪公主、灰姑娘、睡美人,她们一副美丽而无辜的模样,等待着一个她们并不认识的白马王子来拯救。比较起来,我那时更喜欢海的女儿。她敢于爱、敢于为爱选择痛苦,在爱的无望中她不忍心伤害,宁愿化作一堆泡沫。她始终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做出选择的是她,而不是其他任何人。一般来说,人有6种与幸福相关的人格特质:智慧、勇气、仁爱、正义、节制和精神卓越。而这6种品格又可细分为24种优势:比如智慧包括好奇心、喜欢学习、判断力、创造力、洞察力和社交能力;勇气包括勇敢、毅力、守信;仁爱包括慷慨、爱与被爱的能力;正义包括公民精神、公平心和领导力;节制包括自我控制、谨慎、谦虚;精神卓越则包括对美的欣赏、感恩、宽恕、乐观、信仰、幽默和热诚。其实,人能有多少成就、多少幸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我发现以及寻找相适应环境的早晚。

  积极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将“成就”列为幸福五要素之一(其他四要素是积极的情绪、爱好、关系、价值感)。成就,从发现真正的自己开始。有些人开窍得比较早,有些人领悟得比较晚,但只要你足够想,总有机会做回真正的自己。做出选择,需要勇气;接受选择的结果,也需要勇气。

  海蓝博士38岁才决定从眼科医学转向心理学。她看到年迈的导师、医学泰斗生活并不幸福而发出“我的人生没什么意思”的感慨,深受震撼:无论外界给予多少肯定和尊崇,都无法填补内心的空洞。联想到自己对心理学的巨大兴趣,她在人近中年时毅然改行,开始另一段如饥似渴的学习,并且克服语言、文化的多重障碍,成为美国危机干预组织的区域领导人。她说:“一个人如果能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就会有源源不断的能量和智慧,爆发出惊人的创造力。在一个正常的环境下,也就更有机会获得成功,包括收入的回报。哎,真的很忙,没时间做别人!”

  对杨丽萍而言,舞蹈就是她此生的使命与宿命。20世纪70年代她跳孔雀舞就是极力模仿孔雀的姿态,到了80年代可以更多地表达内在的情感,而如今,她已经可以不炫耀舞技、不拘泥于是雌孔雀还是雄孔雀,而化身成为孔雀的精灵了。那种境界就是自由。而这背后是巨大的热爱和近乎苛刻的要求。她只要远远瞄一眼就知道哪个舞者偷懒了,她可以为一段舞蹈的拍摄方法不当而与电视台的摄像反复讨论,直到人家远远看见她就想望风而逃。她说,表演就像用手捧水,东漏一点西漏一点就没有了。她没有结婚,又怎样呢?不等于她没有爱。她认定真正的爱不以占有为目的,也不是因为怕孤单才拴一个人做伴。她从自然界寻找答案,就如母兽会在幼仔成熟后把它撵走,爱一个人便要给他自由。况且爱有很多种,爱一朵花、爱一片云、爱一棵树……她说“自己每天幸福,连痛苦都可以是一种恩泽”时,心灵如鸟儿般自由,而她的舞愈发出神入化了。

  1990年我大学毕业时虽然也身无分文,但那时的房费、生活费用比今天低得多,大学毕业生还算稀罕。那时年轻人都向往脱离铁饭碗,留洋或者下海。今天的大学毕业生面临诸多难处:工作难找,生活开支大,心里的压力无人分担,也看不清前途。记得电视剧《蜗居》中的海萍有这样一段台词:“我每天早上起来就要算账,按揭多少钱、水电费多少钱、孩子上幼儿园多少钱……我一起床就欠着钱!”加上大学扩招,就业压力大,而这些年国企和政府收入提升高于平均经济增长、有各种福利和社会保障,怪不得毕业生一窝蜂地跑去考公务员,甚至达到万里取一的程度。这并不是什么特别让人欣喜的信号,它说明市场创造新机会的活性正在下降。在这种情形下我的建议是不怕起点低,只要“入对行”。成为好莱坞大导演的斯皮尔伯格16岁进入电影业,起步就是做片场里的小工。耳濡目染,察言观色,在有心人的眼里,处处都有学习长进的机会。而且只要用功、认真,总会有被伯乐发现的机会。哪怕一时因生存压力不得不做一份自己并不喜欢的工作,也可以做阶段性调整,通过进修、培训,再次进入职场,寻找到更接近自己爱好的职业,让工作不仅为了养家糊口,也能成为快乐与成就感的来源。

  电影导演李玉的第一份工作是电视台主持人。她每天坐在化妆间里都感到特别沮丧,好像已经看到了自己老的时候会怎么样,好像生命都停止了。于是她放弃了这份稳定而令人羡慕的工作,到中央电视台《生活空间》做了纪录片编导。

  大概是她想通过影像表达的东西实在太多,几年后她要把自己的剧本拍成电影!40万的可怜预算也需要她贱卖房产来筹措,戏拍完了只有厚着脸皮住到朋友家去,男友也在这种不稳定的状态下分手了。影片第一次在威尼斯电影节放映时工作人员居然把其中一盘胶片丢了,几乎崩溃的她跑到电影院外放声大哭。但是她不后悔,这是她的选择,青春时不疯狂还待何时?《观音山》中范冰冰饰演的迷茫的女孩,表达着我们每个人试图搞明白自己、搞明白世界的疯狂突围。对于边界的认识,有些人是靠撞痛自己的方式来达到的。那些看起来坚不可摧的墙壁,也有被我们钻出窟窿的时候。

  不管我们多么聪明,都猜不透命运手里有一副什么样的牌。刘嘉玲在《东周刊》登出她出道早期被绑架强迫拍摄的裸照时,整整两个星期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她感到深深的羞辱,没有足够的力量站起来。那时香港演艺界人士集会声援她,谴责无良媒体。梅艳芳等圈中好友劝嘉玲站出来讲一些话,但嘉玲犹豫着,怕去了外面如果情绪失控号啕大哭反而不好。关键时刻,男友梁朝伟叫大家不要逼她,等她感觉舒服再走出去。嘉玲在节目中动情地说:“他是真正相信我的人。在最艰难的时候,他给了我一个力量。我当时就想,如果我拥有他,失去全世界又怎样!”最终,嘉玲振作精神,坚强地走到阳光下,应该感到羞耻的是黑社会和不良媒体,而不是她。她说她那时有两个护身法宝,就是忍耐和坚持。后来又多了另外两个:包容和慈悲。

  杨佳从小就属于那种天才少女。16岁就上了大学,20岁出头就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做老师。她有了自己的家庭,丈夫、女儿。然而毫无征兆地,她的视力开始模糊,眼前的世界就像一个舞台,两侧的大幕向中间徐徐关闭。直到有一天早晨,她问自己的父亲:“什么时候天才亮啊?”那一天大幕合拢,世界进入永夜。更让她承受不住的是,丈夫带着女儿离开她并提出离婚,从此中断所有联系。那是天塌下来的感觉!但她并不是完全无助的,一夜白头的父亲甘愿当起女儿的拐杖,对她说:“孩子,世界上只有回不去的,没有过不去的。”她接受了现实,顽强地学习盲文,后来争取到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读研究生的机会。学习需要大量阅读,杨佳要做的是先扫描整本书,输入电脑,然后用语音软件读出来。因为这样的阅读过程太慢,她不得不逐渐提高语音播放的速度,1分钟可以听400个单词,就像听录音机快进似的变调的感觉。然而她挺过来了,不仅拿到学位,更在10年后获得该校的校友成就奖,曾获此奖的华人只有两位,另一位是香港特首曾荫权。杨佳现在中科院做教授,她一手漂亮的板书让人怎么也不相信那是出自盲人之手。她说自己是幸福的,外部世界的黑暗点亮了她内心的世界。她说女性不是一棵树而是整片森林,遇到挫折不要绝望,因为我们可以相互关照。她来上节目不是要更出名,而是希望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她的十几年未见的女儿能够听到母亲的召唤。

  刘岩是骄傲的女孩。为什么不呢?她高挑、漂亮,舞跳得好,只要她上了舞台,那舞台就是她的。她认真,也强势,初出茅庐,就敢跟导演争执舞蹈的编排。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演出设计了她的独舞,全世界的目光都将凝聚在她一个人身上!谁会料到那一次事故?万分之一的概率为什么偏偏发生在她的身上?她的腿为什么一点知觉都没有,她宁可忍受疼痛,因为那起码证明它们在恢复。她的人生才刚刚起步却注定后半生要坐在轮椅上!在无数个找不到答案的夜晚,她难以入眠。2009年快过年的一个夜晚,她连吃两片安眠药仍然焦灼不安,当护理阿姨给她递上一支安神营养液时,她突然问:“阿姨,你扫地吗?我可以把这个瓶子扔到地上吗?”阿姨一把抱住她大哭,她却没有掉一滴眼泪。一天,一位美国医生告诉她:“姑娘,恭喜你,你可以出院了。去工作吧,新的人生开始了!”她将信将疑地再次开始认识自己和这个世界。她发现自己可以写出10万字的博士论文研究中国古典舞中手舞的语汇,可以创办基金会教乡村的孩子们跳舞,甚至可以在与同伴合作表演时主动减少自己的动作,让灯光师收掉她这一方的灯光,使观众的视线更多放在歌者的身上。一个舞者的重生,难道不是一种成就、一种幸福吗?

  作为职业女性中的精英翘楚,她们务实而不失梦想,大气而不乏情趣;她们以自身的存在,彰显了女性的智慧、价值和影响力,也在不断颠覆着所谓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其别具神韵的人生履痕,摇曳着人格的芬芳和知性的美好,其各具风采的职场故事,递给人们奋进的力量和坚守的信念。即使失败,亦非悲剧,只是上帝的玩笑而已。

  ——朱  冰

  作为一名成功女性,你是如何平衡家庭与事业的?这样的问题似乎不分国别,它会被毫无悬念地扔在每一个成功女性头上。每当面对这个问题,杨澜的回答往往走向笼统,而无法拿自己说事,因为这个问题对于杨澜确实不是问题。

  在辛苦地奔波于家庭和职场两个阵地的双生涯女性群体中,杨澜绝对属于非常有福气的非典型性的那一种。杨澜和吴征夫妻两人的辛苦创业,为自己的家庭争取了更多的财务自由,从走入婚姻和家庭伊始,杨澜周边一个较完备的支持系统就已经形成:外力由司机、保姆等组成,内部由双方的父母和丈夫保驾。当一双儿女出生,来自老人们无私而周全的援助,更是给予了杨澜忙碌事业的自由,不必担心孩子上学没人接送、不必担心孩子放学以后吃不上热饭、不必担心丈夫的埋怨,因为两个人没有谁比谁更忙。

  生活大致平静,心中总有波澜,相较于如何平衡的这个话题,杨澜更愿意和女人们探讨的是如何减轻女人天生的内疚感,它来自于职业女性更深层的焦虑——身体的焦虑与情感的焦虑。

  当杨澜在采访美国第一位女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时,这位权倾政界的女性道出了内心的疑惑:“作为女人,仿佛有一种天生的内疚感,因为你总是在想,是否花了足够的时间来陪孩子?”不过奥尔布赖特也认为,女性的确应该意识到自己的神圣职责,并经常自问“是否尽力做了你该做的”。这一点,杨澜深有共鸣。

  在她的记忆中,有一件事让她非常“内疚”,在女儿出生刚刚满百天的时候,由于需要在上海与北京间往返多次,参加“申奥”的活动,杨澜发现自己开始缺少奶水,最后不得不被迫给女儿提前断奶。在她看来,母乳喂养这份不能替代的工作被她给“搞砸了”,这成了她“不能弥补”的遗憾,对女儿的内疚久久不能释怀。除了对孩子的内疚,纠缠于工作的女性,那些烦琐又具体的压力遮蔽与分散的是正常的生理需求,这种被动的冷漠是对身边爱人的忽视和不尊重,渴望亲密,亲密却并不那么容易达成。

  穿梭于东西方,杨澜发现这种焦虑在女性之中也是没有国别之分的。经过观察和了解,现代中国妈妈与美国妈妈相比,还是比较“有福”的一个群体。美国的妈妈们更加焦虑,中国孩子一岁半就可以被送到幼儿园,而美国小孩子4岁之前根本就送不出去,如果白天将孩子托管于他人,甚至会被怀疑虐待孩子。

  众所周知,美国的小孩子们下午3点就放学了,对于8小时工作制的职场妈妈们来说,如何能够做到天天请假,去接孩子放学呢?她们面对着方方面面的压力,身边的一切都在暗示着她们“妈妈最好亲自去接孩子放学”,“不可以不去参加家长会”,否则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这样就使很多女性被迫放弃自己的工作。对比中国社会会发现,一方面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下,老人们愿意帮忙承担起照顾小孩子的“使命”,另外保姆和家政也属于比较廉价,并且容易获得的社会服务,这一切对于美国的职业女性来说,堪称很难享受到的福利。

  尽管拥有自己的强大支持系统,尽管各有各的平衡之道,但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和系统观察,杨澜还是有想法与天下女人分享。

  2007年9月,杨澜在韩国举办的“世界妇女论坛”上发言,她结合自身经验,为那些忙到焦头烂额、累得气喘吁吁的职业女性同胞们支了三招:

  第一,人不是累死的,是烦死的。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能量水平本身就比较高,加上从中得到乐趣,犹如火上添柴,即使身体累些也容易恢复。

  第二,要有单纯而明确的目标,而且意愿要足够强烈。如果你真的想平衡,就一定能做到。如果你的目标是事业成功,就会觉得平衡是个麻烦,可如果你把平衡本身作为目标,达成的可能性也许就大大增加了。

  第三,建立支持系统。谁也不是神仙,每天都只有24小时,你一定要适时发出求救信号,就像一棵树,根系越发达、养料越充分,就能长得越高。

  这三招,与其说是女性的自救,不如说是对社会的反讽。当女性们的解放之路已经行进了百年之时,原来社会在许多层面上,从机能到心理都还没有做好应该具备的成熟应对。

  (《幸福要回答》,杨澜、朱冰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

  (杨澜  朱冰)

原载:《文艺报》2013年0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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