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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散文的编选与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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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孩子的散文》之命名,显然应从广义的角度看,大约即“年轻朋友”的意思,否则狭义而观,如俞平伯《记在清宫所见朱元璋的谕旨》、闻一多《贾岛》、陈从周《小有亭台亦耐看》等文章,未必是真的“孩童”所能读得懂的。北岛、李陀编选这册散文集,自五四时期以降,纵贯近百年,虽为普及目的,但选家之眼光及标尺,越是普及读物,或越可能体现无遗(如唐诗选本中的蘅塘退士编《唐诗三百首》),若略加探究其中的微妙处,想来不是全然无益的罢。
  在作者的选取上,大致还是能分出一条界线的,即“现代”(一九四九年之前成名或成年的)与“当代”,前者略多,但并未太失衡,大体保持均势。若细看,会发现有一段时期是基本空白的,即通称“十七年文学”的段落(而动荡十年之“黑屏”理所当然),以散文名世的杨朔、秦牧、刘白羽等亦踪迹不见,而后来名气颇大的余秋雨散文也是未入选,其间,选家的春秋笔法是耐人寻味的。至于作者的身份,除“常规”的作家之外,如竺可桢是气象学家,傅雷是翻译家,饶宗颐是史学家,陈从周是园林专家,可见选家意欲拓宽散文范畴及不受作者职业局囿的用心。
  不过,我还是要提出一些可商榷之处:选了鲁迅的两篇短文 《好的故事》《雪》,胡适未入选尚可,但缺失周作人却不大合适,毕竟以散文而言,周氏兄弟乃现代散文两大风格的代表,无出其右者,有鲁迅而无知堂,遗憾;更何况俞平伯与废名入选,苦雨斋弟子来了两位,本尊却未出现,怪哉(而废名的这篇随笔《蝇》,写作灵感多半是从知堂之《苍蝇》来的);再有,后面入选的汪曾祺、黄裳的文章,均有知堂一脉的流风余韵。另外,冰心落选,虽也没什么,但既然是“给孩子的散文”,为她留一席之地亦未尝不可。而杨绛、张中行的缺席,遗憾算是大的。杨绛、张中行、汪曾祺均跨“现代”与“当代”两个时期,而散文写作却大致集中于八九十年代,乃这一阶段文坛重要的收获。张中行的 《负暄琐话》 里有许多适合选的篇章,杨绛的《干校六记》《将饮茶》虽好,不过篇幅稍长,《杂忆与杂写》 中有精粹的文章可用。
  在散文的范畴、视野之拓宽上,《给孩子的散文》的用心可见一斑。编者说,散文“绝不是只有抒情和记事,无论文体、风格、样式,还是内容、题材、立意,都没有一定之规,没有什么人人都必须遵守的标准”。因之,选入竺可桢《唐宋大诗人诗中的物候》、闻一多《贾岛》、俞平伯《记在清宫所见朱元璋的谕旨》、《傅雷书信: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夜》、陈从周《小有亭台亦耐看———网师园》、黄裳《怀素〈食鱼帖〉》、冯象 《太初》、孟晖 《妙饮沉香一缕烟》等,这些文章,大约都不是曾被约束得极狭窄的所谓“散文”。
  较之别的文体,散文更“素颜”些,往往其作者之学养、趣味等做不得假,易直露出来。从这些散文作品的观感而言,我想起知堂曾说过一些话,“现代的文学悉本于 ‘诗言志’的主张,所谓‘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标准原是一样,但庸熟之极不能不趋于变,简洁生辣的文章之兴起,正是当然的事”,“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和趣味的两重统制,才可以造出雅致的俗语文来”。知堂对白话文初期的一些作品不太满意,认为虽如水晶球般透明可爱,却经不得多读,所以希望“杂糅调和”,“有知识和趣味的两重统制”,文章带些涩味,或是更高的标准。如是观之,“当代”部分的散文作品,似近于水晶球样的更多些,较之前辈文字的耐咀嚼,虽不能讲就是退化,却仍为一件遗憾的事情。


  (《给孩子的散文》,北岛、李陀/选编,中信出版社2015年6月版

原载:《文艺报》2015年0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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