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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信仰与作家使命

陈劲松
 
  近日,作家贾平凹在接受《陕西日报》记者采访时,对自己近四十年的创作生涯如此总结:“我曾获第一届全国短篇小说奖,那是新时期第一个国内的奖项,当时和我一起得奖的有二三十个人,现在他们基本上都不写小说了,只有我仍在坚持。 ”他进而强调,中国文人要为时代、为社会立言。无疑,这是贾平凹的肺腑之言,也是他这么多年来始终屹立于中国当代文坛的秘诀——坚持信仰,不辱使命。

  我深知,身处一个普遍奉行物质与权力的时代,公然谈论文学信仰不啻于一种奢望。在一些拜金主义者眼里,文学信仰一文不值,非但与现实格格不入,还显得那么奇异另类。甚至在当下不少作家心中,文学也早已和市场同流,与世俗合污,唯独与信仰无关。信仰的缺失,惜乎成为这个时代的文学之殇。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则是,最引人关注的并非那些默默耕耘的作家,最受人瞩目的并非那些思想厚重的作品。相反,一些善于制造新闻话题的作家、一批熟谙市场潜规则的作品,受到读者盲目追捧。久而久之,炒作手段的高低、作品版税的多寡、个人名利的大小,成为某些作家的终极追求。失去了信仰的文学,还是文学吗?

  必须重提文学的信仰。这不是一件多么令人尴尬的事情,恰恰相反,我认为它是一个作家之所以为作家的基本素养与品格。放眼古今中外,无论哪个时代,凡文学繁荣者,必定有着浓厚的文学氛围;无论哪位作家,凡成就斐然者,必定有着虔诚的文学信仰。对每一位有志于文学的作家而言,信仰不是精神点缀,可有可无,信仰是生命食粮,贯穿始终。黯然时,信仰是一盏明灯,照亮孤寂乃至清贫的写作之路;失意时,信仰是一抹暖阳,抚慰迷茫而又无助的困惑之心。唯有信仰的烛照,文学作品才能因此而更加深刻,文学影响才能因此而更加深远。也唯有在信仰的指引下,作家才能为时代、为社会立言。

  为时代、为社会立言,传达的是一个作家的胸襟与气度,彰显的是一个作家的道义与担当。墨西哥作家富恩特斯曾说过:“如果我们不开口说话,沉默的黑暗统治就会降临。 ”对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作家来说,富恩特斯的话即意味着关注社会现实、关怀人生遭际、关心民族命运——这是文学最基本的东西,也是作家最基本的使命。由此,我想起了俄国伟大作家托尔斯泰。出于道义和良知使然,他塑造了不可磨灭的艺术形象,表现出俄罗斯民族深重的苦难和深沉的思索,以及内心的憎恨与热爱,藉此深深打动并唤醒他的国家和人民,从而被誉为那个时代的“精神导师”和“指路人” 。

  而我们今天有些作家,面对现实中的疼痛、忧伤和种种不幸,则干脆“躲进小楼成一统” ,沉湎在一己之私里,以“个人写作”的名义远离生存现场——这无异于另一种精神逃避。诚如作家韩少功所说:“眼下有不少作家只剩下嘴头上几个标签,丧失了思考和发言的能力……民众关心的,他们不关心。民众高兴的,他们不高兴。民众都看明白了的,他们还看不明白,总是别扭着。……以至现在,最平庸的人没法在公司里干,但可以在作家协会里混。最愚蠢的话不是出自文盲的口,但可能出自作家之口。 ” (韩少功: 《我们傻故我们在》 )他的这番话,无疑值得那些混世的作家们深思。

  必须重提作家的使命。在作家阎连科看来,“今天中国的现实样貌,已经到了不简单是一片柴草、庄稼和楼瓦的时候,它的复杂性、荒诞性前所未有。其丰富性,也前所未有。 ”然而,面对时代的丰富与复杂、怪诞与奇异,多数作家却“自愿放弃心灵对某种真实的探求,不去主动让灵魂抵达社会现实的最内部,抵达人的最真实的内心” 。 (阎连科: 《发现小说》 )我完全赞同阎连科对于中国当下现实图景的判断,并对他提出的作家无视现实回避问题这一弊病,深表忧虑。这个时代的复杂毋庸置疑,而比时代更为复杂的,其实是人心。无论世道如何变迁,皆因人而起,因人而终。人心的善与恶,无不是时代的镜像与写照。作家的真正使命,即是尽可能地褪掉个人主义的“傲慢与偏见” ,深入丰富而复杂的社会现实和人心世界,揭示“存在的荒谬与奇异” ,表现文学创作的深度和广度。

  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是贾平凹内心不变的文学信仰,正是这份从不言弃的信仰,成就了一个长盛不衰的贾平凹。他在采访中还谈到,“我一直认为,创作是不需要热闹的一个行业。作为一个作家说到底是作品,别的都是过眼烟云。 ”诚以为然。世界如此喧嚣,我们的作家,又能否对此不再浮躁虚妄,而是从容淡定,沉下心来,写出更加温暖的作品来?时代如此复杂,我们的作家,又能否对此不再熟视无睹,而是挺进时代,直面生活,写出更加深刻的作品来?

原载:中国艺术报 2012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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