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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构筑中非命运共同体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
2019-11-01 来源:《社科院专刊》2019年11月1日总第50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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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非洲研究院主办、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承办的“2019年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培训班”在京开班。培训班为期两周。来自南非、塞内加尔、南苏丹、塞拉利昂、埃塞俄比亚等10个国家的高校、智库、科研机构的近20位代表及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培训。

  

  设立背景

  习近平主席指出:“发展同非洲国家的团结合作始终是中国对外政策基石。”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促进下,中国与非洲经济不断蓬勃发展。本着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精神,双方的合作广度和深度也进一步加强。此次“2019年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培训班”的开办,旨在展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划时代变迁和发展经验,加强非洲各国对中国的了解,加强中非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领域经验交流,为共同推进中非“一带一路”合作、共同建设面向未来的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构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

  在开班仪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副局长周云帆和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党委书记胥锦成分别致辞,来自南苏丹的亚伯拉罕·奥华力(Abraham A. Awolich)作为学员代表进行发言。周云帆指出,中非之间仍然需要在学术交流、设立研究项目、历史文化交流等方面加强合作。胥锦成指出,尽管中非之间相隔万里,但彼此的心是相连的,中非之间的友谊和纽带需要进一步强化。奥华力认为,中非双方应在建设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进一步加深对彼此的理解。中非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可以共享未来、合作共赢、传递幸福、繁荣文化、保护环境并可持续发展的共同体,需要中非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实现。

  此次培训班共分为两个阶段,分别在北京和苏州进行。为更好地促进交流和理解,培训班采取了专家授课、学术研讨和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式,在两个培训阶段穿插进行。培训中,学员们就新中国成立70年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治理方式转变、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等各方面取得的成就展开学习和研讨,并深化了对“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非合作和当代国际关系的理解。

  授课内容

  在6月19日的课程中,两位专家的授课内容主要集中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全球治理模式及演变,以及中非发展的出路和展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非洲研究院研究员张永蓬作了题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非合作”的讲座。他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发展演变和中非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出发,对“一带一路”与中非关系发展做出了深入分析。他表示,中非友谊源远流长,中非经济具有互补性,有着长期合作的历史。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非关系正朝着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发展,具有更加广阔的前景。第一,中国和非洲人口总数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3,陆地面积约占全球陆地总面积的近30%,中非经济合作具有全球性意义。第二,非洲宏观经济形势呈现较好发展势头,为“一带一路”合作创造了条件。据非洲开发银行统计,2010—2018年非洲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率平均在4%左右,特别是东部非洲平均增长率达到6%,显示了强劲的增长和发展潜力。第三,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可为非洲发展提供支持。第四,“一带一路”的覆盖面广泛,有利于调动非洲参与国际投资和贸易体系的积极性。第五,如果说中非合作论坛及论坛框架下的合作计划属于每三年的阶段性合作计划,那么“一带一路”与非盟《2063年议程》的对接则是长远的战略规划,二者在内容和方向上具有很强的协调性和一致性。中非“一带一路”合作有利于夯实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中非关系基础,是实现中国梦和非洲梦、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平台。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任琳作了题为“联通中国与世界”的讲座。她立足于全球治理和中国实践,回顾了中国开放政策的历史和发展,最后落脚到概念创新与“一带一路”倡议中。首先,她从全球事务、全球化、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共同利益和利益相关强度等几个基本概念出发,分析了若干公共产品供应赤字及其影响,如环境难民、对话环境的缺失等。这进一步引申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途径,包括积极参与新兴的治理机制、创造一个新的包容性的机制、推动新老平台融合、关注非传统安全治理、参与领导经济全球化进程等。任琳认为,中国并非从一开始就直接融入全球治理体系之中,而是经历了从初步接触、通过加入地区和全球经济组织融入国际经济系统、参与式经济外交,到最终参与全球治理并引领经济全球化发展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一带一路”就是中国走向前台、成为经济全球化领导者的重要标志。它不仅有助于相关国家的发展和互惠互利,也有助于新型全球治理模式的形成。

  

  在6月20日之后的课程中,授课专家将关注重点转移到中国国内,着重介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婚姻家庭结构、城乡发展和变迁、就业结构转型和收入增长、社会保障改革、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方面的内容。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天夫作了题为“中国婚姻家庭的变迁”的讲座,为学员们深入细致地梳理了历史上中国婚姻家庭的变迁。王天夫首先介绍了中国家庭变迁的历史背景。他表示,中国历史上有着大家庭的习俗偏好,但这种大家庭的存在需要有充足的物质条件作为保障,否则无法扩展家庭规模。家庭结构的变迁,也与家庭的继承制度和经济形势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家庭结构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家庭规模缩小,核心家庭与直系家庭仍然是中国城乡家庭的主要基本结构,“四二一”家庭结构(四个老人、一对夫妻和一个孩子)的出现尤其值得注意;夫妻家庭、空巢家庭等“新型”家庭所占比重仍然较小,但比例逐渐升高;离婚率不断上升,工业化、流行文化和居住文化等因素影响着家庭的变化。这种结构变迁,一方面是由于城乡之间原有的社会管理体系发生变化,如城市中的单位制度、农业集体生产制度发生解体和转变;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我国独特的人口转变过程,如计划生育、老龄化和少子化进程等,这些都是造成中国家庭阶段性变化的重要因素。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吴莹作了题为“中国城镇化历程和城乡关系变迁”的讲座。吴莹从历史视角和城市类型出发,审视和剖析了我国城镇化的现状、发展历程以及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时期特征。吴莹提出,人口结构、产业结构、空间和生活方式,是“城镇化”这一概念的四个主要内涵。她进一步列举了这几个主要内涵对应的统计指标以及这些指标在长时期的变动趋势。例如,人口结构是指城镇人口所占比重,产业结构是指第二和第三产业所占比重,空间是指城市用地面积,生活方式是指城市房屋投资总额。从历史上来看,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城镇化进程分别经历了自由发展阶段(1949—1957年)、波动发展阶段(1958—1965年)、停滞阶段(1966—1977年)、持续快速发展阶段(1978年至今)。城乡之间的关系也从改革开放前的“以城市为导向”阶段(1949—1978年),转变为城乡各自独立发展阶段(1978—2012年),再到城乡统筹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发展,与国家推动和经济规划引导密不可分。这有别于欧美国家产业引导的城镇化模式,以及以印度和泰国为代表的“城乡混合型”亚洲城镇化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张翼的讲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从人口发展、阶层结构、城镇化进程、消费发展和减少贫困几个方面,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方方面面总体变化的趋势和形态。他分别从人口规模和结构变化、经济社会发展、储蓄增长、人口红利等方面向学员们介绍了中国的人口发展过程。他表示,阶层结构的发展变化更为复杂,微观上需要考虑家庭结构变化背景下的家庭收入、教育程度的提高,宏观上则需要考虑市场经济发展和阶层分化的过程。2001—2015年,我国各个阶层向上流动的趋势十分明显,新兴阶层和较高阶层的比重在逐渐提高。张翼特别指出,中国城镇化过程中体现出的新趋势尤其值得关注,包括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入城市,越来越多的留守儿童则留在了农村;出现了更多的人户分离人口和流动人口,这些流动人口越来越趋于“流而不动”,并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在减贫方面,张翼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减贫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经历了数次贫困标准调整之后,中国贫困人口总量仍然持续降低,至2017年总量已经减少为3046万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张盈华在“社保改革四十年”讲座中,向学员们介绍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保障改革和发展历程。她基于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定义,对社会保障进行了概念界定和类型划分。她认为,对中国而言,中国社会保障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类:第一类是社会保险,主要有五个子类别,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已经纳入医疗保险);第二类是对特殊群体的社会支持,主要包括高龄老人、残障人士和孤儿等群体;第三类是社会救助,包括城市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以下的群体。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人口老龄化,高龄老人和失能老人的保障问题也逐渐突显。为应对老龄化难题,2016年长期照护保险在15个城市试点铺开,长期照护保险也成为社会保险中的重要一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孙兆阳作了题为“改革开放以来就业结构转型和收入增长”的讲座。他通过对比1978年和2018年中国GDP总量和结构、就业结构和劳动生产率这两组经济指标,向学员们展示了改革开放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意义。从时间上来看,改革开放后就业结构的转型经历了四个阶段:首先是1978—1993年,此时中国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初期,城乡二元制仍然存在,第一产业劳动人口所占比重过高、劳动生产率较低、生产总值所占比重低,是此阶段经济和就业结构的鲜明特征;其次是1994—2002年,中国经历了内部的经济改革和城镇化进程,并经历了外部的东南亚经济危机,承接了新兴工业化国家(日韩等)的产业转移;再次是2003—2011年,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出口导向型经济、民营经济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长足发展,流动人口和外来务工人员数量大幅度增加;最后是2012年至今,随着创新和创业对经济的驱动能力逐步凸显,中国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和调整。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刘学在最后一门课程中,为学员们作了题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变迁”的讲座。在讲座中,刘学通过列举相应的事实和数据,来回答四个问题:“为什么研究中国?”“中国社会是什么样的?”“我们如何实现治理?”“中国实践能给我们哪些经验教训?”刘学表示,国际上研究中国的目的有很多,如借鉴经济发展经验、中国共产党执政和治理经验等。当前中国发展进入新阶段,社会发展的复杂性以及发展中带来的相应问题都需要新型的治理模式。高科技的发展也使得国家治理方式出现了较大的转变,国家治理能力出现了相应的提高。

  学员反馈

  经过丰富的学习和考察实践,中国繁荣发展的经济、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悠久灿烂的文明、热情好客的人民,给远道而来的非洲朋友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培训期间,非洲学员们不仅收获了新的知识,也加深了对中国、对“一带一路”框架下中非合作和友谊的理解认识。

  一带一路凝聚共识

  学员们表示,“一带一路”毫无疑问是最具共识的发展倡议,也是他们谈论、关注最多的内容。“一带一路”提倡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使帮助非洲国家成为可能,也使非洲繁荣发展成为可能。

  第一,正是通过互联互通,非洲各国得以从中国获得援助,修建学校、诊所、海港、公路和机场等基础设施。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非洲国家之间、非洲与外界进行自由贸易。许多非洲国家通过这种方式从与中国的交往中受益。

  第二,中国与非洲经济发展的互补性,也使得中非之间深化合作成为可能。来自博茨瓦纳的Asalepele Tobedza表示,2016年中国在非洲的投资额就已经是美国的两倍,中国投资加快了非洲经济的发展步伐。非洲需要中国的资金扶持和政策支持,中国需要非洲的市场与合作。来自马里共和国的Andre Kone表示,中非合作有很好的前景,考虑到中国的快速发展及其在资源和市场销售方面的需要,非洲可以成为一个好的合作伙伴,并且这种合作具有较低的风险。来自南非的Edmore Chinhamo认为,非洲拥有最大的产品市场,但没有得到有效利用。中国需要加强与非洲政府在相关领域的合作,以提高非洲市场的知名度。

  第三,腐败问题是非洲国家面临的重要挑战,“一带一路”可以提升非洲国家和政府的政策制定、实施能力,并提高非洲国家的治理能力。中非之间的这种依赖关系和信任关系,使得非洲能够与中国自由互动,借鉴中国成熟的制度与模式,不断完善其政策。Andre Kone和来自南非的Maladzhi Rendani表示,目前,大多数非洲国家不能做到在实施政策时评估其效率和有效性。相反,中国在政策执行方面做得很好。非洲可向中国学习,建立能够评估政策有效性的机构。

  第四,“一带一路”可以促进沿线地区经济发展,并为保障地区和平作出贡献。来自喀麦隆的Tabe Carine谈到,通过“一带一路”,中国可以与其他国家结成更紧密的伙伴关系,并为所有相关国家带来更大的利益。“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将享有共同的和平、繁荣和安全,并共享未来。

  文化遗产承载历史记忆

  中国灿烂的历史文化遗产,以及政府对文化遗产采取的保护措施,让非洲学员们受到触动。大多数学员表示,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文化非常了不起。文化是连接历史与现代的桥梁,具有宝贵的社会价值,使国家在发展中获得深厚滋养。非洲本来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然而在近代西方殖民者入侵之后,非洲历史文化大都遭到了严重破坏,非洲人所经历的漫长历史被扭曲了。Edmore Chinhamo认为,我们目前在博物馆里看到的大多是美化欧洲征服非洲的文物或遗迹。非洲应像中国一样重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充分发挥其凝聚共识、团结人民的作用。当代非洲同样有着丰富的人文资源,应当发挥其经济和文化价值,造福非洲人民。

  在发展中解决问题

  关于中国人口与社会变迁、婚姻家庭发展变迁的课程,引发了部分非洲学员对本国人口、婚姻家庭和社会情况的深入思考。Asalepele Tobedza表示,非洲部分国家仍然面临人口膨胀的难题,年轻人寻找工作面临很大压力。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在人口管理方面有长期的历史以及丰富的经验,如通过城市化进程、城乡协同发展等措施来促进人口结构转变,用发展解决人口问题,这些经验都值得非洲借鉴。

  有非洲学员表示,由于医疗卫生设施较差,部分非洲国家存在疾病肆虐的问题,如艾滋病的流行。这一方面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与贫困和家庭结构直接相关。中国在社会建设、减贫等方面的成就和经验,值得非洲国家学习。

  高科技助力国家治理和未来发展

  高科技无疑是一个国家未来发展的动力源泉。在参观了中国的科技创新企业之后,学员普遍认为,非洲国家有必要大力推广创新、创业文化,在社会中形成创新的风气。Andre Kone发现,技术的发展可以使偏远地区村民和政府实现即时沟通,而这两个主体在以往是很难直接面对面交往的。来自尼日利亚的Samuel Olutuase在参观访问苏州、吴江的高科技企业之后,对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感到吃惊和钦佩,认为中国日常生活处处体现了科技感。Edmore Chinhamo谈到了非洲人民面对高科技的一些疑虑,如机器人是否会取代工人劳动、导致失业等问题。他表示,中国在面临同样的挑战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和解决办法,非洲学者和业界也可以利用同样的方法,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并使得中国和非洲都能够从中获益。

  总结与展望

  经过两周紧张充实的课堂培训和实地考察,非洲学员们都获得了不小的收获。他们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科技创新、国际合作等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给予高度赞扬,并认可中国和非洲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有着广泛的合作前景。学员们表示,中非之间有着几乎相似的发展历史。中国发展取得成功的原因在于走和平发展道路,并秉持互利共赢的外交原则,这些都在“一带一路”中得以体现。中国的发展经验在国际上深入人心,中国的发展潜力让全球受益。

  学员们认为,非洲是“一带一路”的重要一环,也是中国的重要合作伙伴。“一带一路”不仅能够把中国的资金和技术带到非洲,而且也能够促进中非发展战略对接,带动非洲技术和产业升级,进而真正推动非洲自身发展。不仅如此,在学术交往、民间交流等方面,中非双方有着广泛的合作空间。双方需要做出更多努力,为中非合作添砖加瓦。

  展望未来,随着“一带一路”的全面铺开,中非、中外交流的水平将上升到新的层次。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全方位的交往将持续深化,中国发展的影响力、感召力将进一步提高,也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郭冉 孙兆阳

责任编辑:常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