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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健三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接受
2022-01-1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1月13日第2329期 作者:万海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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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对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阅读非常全面,对其创作手法、文学理念与思想演变的理解十分到位、时有超越,可谓日本作家中将陀氏日本化的典型代表。大江对陀氏的接受与解读,不但直接反映在其读书笔记、书信、访谈和创作论中,还间接体现在其小说创作中故事情节借鉴、人物形象类比、人性危机忧虑、互文性话语设置、陌生化手法运用等方面。两位作家对历史的洞察与现实的关注,使他们走出了一条从身边现实向“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进发的几乎相同的文学道路。

  

  

  大江对陀氏的阅读与接受 

  在大江走上创作道路的过程中,陀氏既代表着一个文学的高峰和标杆,也是一个新的认知视域,更是一种文学雄心的激励。

  大江童年时阅读陀氏的体验,被记录在1977年发表的《一个学过俄罗斯文学的日本人的一封信》里:“对于一个在战争年代的偏远外省、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山区村庄度过童年的我来说,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多么巨大的发现!”一个孩子究竟能不能读懂陀氏,固然让人生疑,但大江后来解释说他是通过巴赫金来理解陀氏的。他在长篇小说《洪水荡及我的灵魂》(1973)里指出,从《卡拉马佐夫兄弟》(1880)里,他截取了“阿辽沙和孩子们”这一片段,改编自制了一本儿童版《卡拉马佐夫兄弟》,从某种意义上,这是他人生第一部文学作品,他至今回忆起来都感到很骄傲,因为这个版本在当时村庄的小伙伴中颇受欢迎,传阅甚广。并且从那时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成为我最必不可少的作家之一”。

  大江青年时代的创作,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发表的短篇小说《死者的奢华》(1957)和长篇小说《饲育》(1958,获1959年芥川文学奖)里,就已体现出陀氏以及欧洲文学的影响,同时亦展现出大江自己别具一格的文学探索之路。《死者的奢华》描写二战后城市青年所感悟到的“生者可怜、死者奢华”的主题,与陀氏的《穷人》(1845)及早期小说多从年轻人角度描写城市生活的生存困苦与情感、思想困境的话题主旨相近。从《饲育》中的“我”与美国黑人飞行员的关系发展,既能看到陀氏《双重人格》(1846)的人格分裂与悖论性生存哲理的影响,也有《少年》(1875)中阿尔卡季对成人世界的洞察和长大成人的自足性特征。不过这还是早期的、不太清晰的影响,更进一步、深刻的影响是在《迟到的青年》(1960)里。作品描述了战后一代日本青年的迷茫心理,与陀氏后期小说中年青一代知识分子或青年贵族中“俄国的欧洲人”失去对祖国的希望而转向欧洲的心态有异曲同工之妙。

  大江自认为陀氏对其创作长篇小说有决定性影响。在《万延元年的football》(1967)中,“根锁兄弟回到森林中的部落,悲剧结束的短暂时间和与之重叠的百年之长的时空,开创了长篇创作的基本形式。我小说的这种创作形式,多半是缘于我从青年时期就开始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有福克纳”(大江健三郎:《小说的方法》第231页,王成、王志庚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但是,陀氏对大江的影响主要还是思想上的共鸣性,其笔下的年轻人面对社会转型导致的传统易俗和文化空间的压制,表现得最为敏感,这种共鸣性与日本哲学“对青春的追崇”非常契合。

  大江创作与陀氏作品的互文性 

  陀氏的创作主题不但为大江所吸收,化用到具有日本文化氛围的创作中,而且大江作品还与陀氏作品在人物、情节等诸多方面存在着互文现象。

  “双重人格”是陀氏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是理解《罪与罚》(1866)及其他小说的关键所在。陀氏作品中的人物几乎都是分裂的,具有双重人格或多重人格,这也是人的普遍特性。如《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是将利他主义思想和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拿破仑思想集于一身的典型形象,他的姓氏本身也带有 “分裂”之意,此外,其前身来自于《地下室手记》(1864)中那个在卑劣和高尚之间不断纠结的“地下室诗人”。据此,俄国文学批评家莫丘利斯基认为,作家在《罪与罚》中选择了一条非常困难的出路,即“保留两种思想,使它们在同一心灵中并存,表现出主人公的悲剧性的双重性意识”(莫丘利斯基:《果戈理·索洛维约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第359页,共和国出版社1995年版)。而在《万延元年的football》中,大江通过奇特的表现手法,再现了陀氏双重人格的哲学主题。正如大江多部作品的译者许金龙所云,书中人物根锁鹰四和哥哥根锁蜜三郎,其实是作者大江在文本内的两个分身,分别代表着不同的侧面:一个象征着消极的不作为的旁观者,一个象征着勇敢施行前者想做而不敢做的行为的无所顾忌者(《Football呼唤着新的回答》,《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11期)。此外,虽然大江坦言自己不信教,但深受具有宗教情怀和赎罪意识的陀氏影响,在作品中表现人物的罪孽与忏悔,进行灵魂的自我拷问。如小说中根锁鹰四在向哥哥坦白了自己的全部罪孽后自杀,与陀氏《群魔》(1871—1872)中斯塔夫罗金写完悔罪书后在家中阁楼上吊自杀的情节一脉相承,文本的思想指向性也大体一致。

  互文性创作现象在大江后期的创作里较为常见,这跟他阅读世界文学名著的宏博视野和精进思考密切相关。《水死》(2009)中与父亲相关的“杀王”等主题,与陀氏《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弑父主题似有呼应,都在隐喻一种社会转型时期特有的代际矛盾;《水死》中的“穴居人”和“人神”意象很容易让读者想起陀氏的《地下室手记》和《群魔》。在大江《别了,我的书》(2005)中,“日内瓦指令”是暴力、恐怖和血腥的代名词,只是实施地点由陀氏笔下19世纪的莫斯科,转到了大江笔下21世纪初“9·11”后的东京,也具有更加复杂的形式和内容。历史上的“日内瓦指令”,主要与当年在俄国轰动一时的涅恰耶夫杀人案有关。跟《群魔》一样,《别了,我的书》描写的这起骇人听闻的恐怖事件,也是“日内瓦指令”所指使的。实施者同样是一个“五人小组”,为了阴谋不遭败露而不惜杀害同伙的情节也与《群魔》如出一辙。作家借此表达了他对恐怖主义,以及对“9·11”后以反恐名义泛滥全球的暴力的深重忧虑。

  幻想的现实主义和“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 

  大江常将私小说的创作手法融入到具有现代主义风格的小说中,并有意模糊现实与虚构的界限,这种方法可以称为打通虚幻与真实边界、竭力探索人身上的精神性问题的幻想的现实主义,它与陀氏自称的“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可谓殊途同归。

  在《大江健三郎口述自传》(2007)中,大江提到,他常在深夜醒来,思虑往昔,有时都难以区别小说与现实。小说中的虚构,在后来的现实生活中却成了一语成谶的真实事件。这样一来,虚构往往就成了某种预言和先知。当然,大江认为,这样的虚构需要建立在一定的事实分析之上。他甚至认为自己解体了近现代私小说。他往往不受时间一致性概念的束缚,打破私小说所强调的如实描述传统。例如,在《别了,我的书》中,大江特意将时间向未来推进了两年,小说是超前于当时的现实生活的。现实世界中的作家在完成这部作品时,甚至认为小说主人公或许已经死去。此时作家已拥有平和的心态度过余年去迎接自己的死亡。

  大江的《洪水荡及我的灵魂》这部小说,描写的内容与后来发生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惊人的相似,这种虚构能够“预言”现实的特点,让人不由地想起陀氏《罪与罚》中大学生杀害放高利贷者的虚构情节和小说出版后莫斯科大学生丹尼洛夫杀死放高利贷的退役军官波波夫及其女仆的案件。日文中“はわが”(荡及)一词,在俄译本里一般被译成“объяли”,该词有“拥抱”“包围”“笼罩”之意;而从俄文转译为汉语却显示出书名本身蕴含的双重含义:洪水淹没了我(的肉体)直至我的灵魂。从肉体到精神和灵魂的探索,往往是一个作家飞跃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例如,陀氏的《地下室手记》基本被认为是其创作的分水岭,他从此告别了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走向了他在晚年所说的“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陀氏曾在记事本中这样写道:“在完全采用现实主义的条件发现人身上的人……人们称我是心理学家,这是不对的,我只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也就是说,我描绘人类心灵的全部隐秘。”而“发现人身上的人”,在陀氏那里即意味着对人的灵魂和精神的深刻洞察与无情剖析。

  可以说,大江继承了陀氏研究人的内心即精神生活的原则。大江坦言,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他开始思索日本人的灵魂、精神和信仰等问题。其《燃烧的绿树》(1993—1995)和《空翻》(1999)等长篇小说,其实都是“对日本人的灵魂和日本人的精神等问题进行思索的产物”,而且,“日本人必须认真思考何为灵魂、何为精神的问题”(《小说的方法》第297页)。在《燃烧的绿树》中,大江通过一个追求信仰自由的教会——“燃烧的绿树”教主的惨死,探讨了日本民族所遭遇的信仰危机,给当代日本病态的精神状况敲响了警钟。

  从个人的思考和体验,上升到描绘整个人类的共同性,也是两位作家对具体之人和广泛人性相结合进行考察的契合点。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较有说服力地指出:大江“是在通过写作来驱赶内心中的恶魔,在自己创造出的想象世界里挖掘个人的体验,并因此,而成功地描绘出了人类所共通的东西”。因此,大江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代表作之一就叫作《个人的体验》(1964)。大江这种由内而外的创作方法论,正是他以创作展示对陀氏认知的一种方式,更昭示着他们相同的文化遭际和基因在思考和创作中的代际传承。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崔岑